简介：<正>法人治理结构是经济学和法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在经济领域,一般主要研究公司这种类型的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问题,因为公司运营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对公司有效的监管和提高公司的运营水平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关注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法人治理结构,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中,1995年美国学者布莱尔所提出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被业界广泛认同,她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从狭义上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广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剩余控制权

简介：现行户籍制度是一种以人的身份歧视与地域分割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制度,具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烈而鲜明的政府管制色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构建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户籍管理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废除歧视性规定和政策,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所有不适当的管制影响,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和功能,逐步做到在户口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正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简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持卡人＂不仅包括信用卡申领人,也包括实际使用信用卡的人。在信用卡申领人将信用卡交付他人使用的过程中,信用卡申领人和使用人往往能构成利益共同体,其在恶意透支上,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应将信用卡申领人和信用卡实际使用人都认定为＂持卡人＂。

简介：国民教育体系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系统,而教育管理体制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国民教育体系的保障。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对教育管理体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以人的发展为本、满足终身教育的需求、满足全民教育的要求。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与学习型社会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设置、教育行政机构的独立性、教育管理的决策体制、教育管理机构的行政模式以及现行立法与制度的问题方面。建立与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在公共教育权力体制转变行政模式和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完善全民终身教育法制。要制定"终身教育法""行政法""教育投入法",修订《行政诉讼法》《教师法》《民办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教育法律,完善教育行政法规、规章,同时建立适应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制度。

简介：目的探讨低钾型周期性麻痹猝死案例的法医学鉴定要点。方法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4～2010年间受理的16例低钾型周期性麻痹猝死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6例案例中以20—39岁男性多见，平均年龄（35．12＋8．54）岁；血清钾平均水平（2．29±0．60）mmol／L。结论低钾型周期性麻痹猝死案例缺乏特异性组织病理学改变，法医学检案中应结合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果综合评定。

简介：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的区别是理论上、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两类诈骗罪具有诈骗犯罪的共性，同时各有其内在特征。论文着重从犯罪的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和定罪处罚方式三个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

简介：本书以风险社会为基本背景,采取动态的视角探究刑法规范与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上篇着眼于宏观层面,在梳理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刑法体系所经历的重要变动作出勾勒,并就我国刑法理论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表达了看法。风险社会中,刑法体系始终面临如何在权利保障与风险控制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刑法的预防走向对刑事法治构成重大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下,强化刑法

简介：当前,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智慧型产品逐渐走进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智慧网络、智慧管理、智慧办公、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概念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简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二元并行是一种良性状态,依据国家法可将民族习惯法识别为并存型冲突性民族习惯法与废止型冲突性民族习惯法,应在国家法框架内为前者找到存在的正当性,对后者积极废除。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可以合理解释许可并存型冲突性民族习惯法存在的理由。它们或者表面是与刑法相冲突但不具有违法性,或者具有违法性但不能追究遵循习惯法的责任。并存型冲突性民族习惯法在刑法中具有积极的规范价值。刑法明文承认并存型冲突性民族习惯法的效力,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反对将习惯法作为适用刑法的素材。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不应作为出罪的直接理由,只能作为出罪的结论,如此并存型冲突性民族习惯法的出罪功能就更具有实质性。

简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简介：<正>何为程序正义?这既是程序法研究的元理论,亦是正义学说体系中极为庞杂的核心命题。早在1215年英国颁布《大宪章》后,国家宪法视域下的"程序正义"观念便开始萌芽。但直至19世纪,理论界方开始对法律程序正义的基本命题进行探索,并形成诸多理论学派,例如罗尔斯和哈贝玛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程序正义理论、贝勒斯

简介：当今，信用卡给人们生活消费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其特有的功能，使信用卡诈骗成为我国最常见的金融犯罪，且呈爆发武增长的态势，而其中90％的案件又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中，恶意透支数额的认定尤为重要，有时甚至成为构罪与否的界点，究竟以本金计算还是包括利息及滞纳金等费用，因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司法实践尚存在争议，笔者结合具体案例，试予分析。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透支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并确定了＂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限制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两次催收的认定、三个月的宽限期计算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本文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简介：我国《专利法》第12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5条第2款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此外，我国还专门制定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对专利许可合同的备案登记作了详细的规定。上述规定为我国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奠定了基础．

简介：自“革命”以降的民主政治实践，既要绝对保证“党的领导”不动摇，又要以群众自愿跟从的“民主”方式来保有“领导权”，最为可行的策略就是诉诸卡理斯玛式的政治权威。然而，当卡理斯玛权威经历复杂的“祛魅”之后，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信仰机制愈发难以为继。对此，执政党的理性选择是调用国家政治机器的法理型资源，以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来建构社会信任。但是，政治支配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在“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权力交往结构中合理预设来自法律的“忠诚反对”，将政治权力交往内化为法律沟通的理性结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司法也面临着权威机制转型与信任机制重构的艰巨挑战。

简介：对于最终没有实行犯罪行为的参与共谋者，应如何承担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地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将“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简介：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制度为切入点,笔者分析了"大调解"的组织体系与制度实践,探讨了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调解"广安模式",反思了"广安模式"中政府推动的制度传统、制度实践中的政治化倾向以及官方表达中的"社会自治"。国家治权/社会自治的纠缠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内在勾连,而社会转型对制度变迁具有结构性影响。

简介：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腐败（FCPA）执法备受全球关注。美国政府以较少的司法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执法效果,不仅惩罚了违法企业,还影响了其他未被执法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逐渐形成辐射型执法效应,有效地通过惩戒行贿方遏制了商业贿赂。其中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为了在最终的案件处理中减轻甚至免遭处罚,不少涉案公司主动对案件进行内部调查,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调查的结果和相关证据。而美国详细的量刑制度也使得企业能够预期到其与执法机关合作所能获得的好处。中国刑法针对行贿缺乏详细的量刑制度,反贿赂执法主要针对政府官员,除“自首”之外,无其他奖励制度以激励企业进行自查并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导致企业缺乏自查和主动报告的动力。鉴于此,中国可以借鉴美国FCPA执法机制和量刑标准,调动企业能动性,通过有效惩戒行贿方来遏制腐败。

简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各类劳资冲突频发,且呈愈演愈烈的态势。我们以问卷调查法为基础,对重庆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劳资冲突进行实证研究,借助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③分析调查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重庆市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劳资双方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企业管理制度三方面所产生的劳资冲突较之其他更为突出。本文以数据为基础,分析三类劳资冲突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劳资冲突解决困境,提出树立正确劳资冲突解决理念、确立劳资协商制等具有针对性解决对策,以期为缓解冲突、构建重庆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谐劳资关系提供有效路径。

简介：索财型'绑架'在司法实践中广为发生。首先,必须对案件的性质作出分析,确认其是否存在债务,以决定能否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以司法解释有规定为由,直接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应该具体地去分析数额问题,从客观行为样态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果与实际数额相差较大的,可以反映其勒索财物为目的的,应当认定为绑架罪,以正确适用刑法。此外,在此类案件中,如涉及共犯问题的,要根据相关刑法法理处理重合性和承继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