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涤荡着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预示着一种新型文化的崛起。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在的中国化的心路历程。换言之,当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时,他们首先要面对中国的实际,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问题,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嚆矢。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学习和领悟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翻译首先是一种文化的移植,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输入国和输出国所特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同样,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过程中,同样也受到这两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即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日本文化模式。马克思主义术语是经过日本传统文化的过滤后来到中国的,即'被来源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会打上来源地的语境烙印,从而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异(意义扩大、意义减小甚至误读等)'1。当前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很多核心术语,由于字典的编纂而失去了历史文化语境,只有将术语的形成置于其生成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充分考察其时代性,才能深层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内涵。
简介: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草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洁、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
简介:1615年,金尼阁(1577-1628)以拉丁文出版了利玛窦的一种意大利文著作,名为《基督教借助耶稣会远征中国记》。此书在欧洲大受欢迎,很快就被翻译成除英语之外的主要欧洲语言。之所以没有英译本,可能是因为当时英国是一个坚决反耶稣会的新教国家。但是,在1625年,萨缪尔·浦察思(1575-1626)最终还是出版了《基督教远征记》(下称《远征记》)的英文改写本,收入他的多卷本旅行记《哈克鲁特遗稿,浦察思朝圣记:包括英国或他国航海及陆地旅行的世界史》中。浦察思在他的著作中收录耶稣会士的作品,或许可以反映当时英国对于有关中国的信息有多么需求。在本文中,我考察了浦察思为英国读者对利氏《远征记》中的描述所做的改写,并分析他是以何种方式利用《远征记》作为主要来源、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理解一个17世纪的英国读者对于利氏描述的反应,并非易事,但是透过对浦察思译本的研究,我们至少能洞悉一个坚定的英国新教徒是如何阅读原来的拉丁文版本的。浦察思几乎保留了原文献中的所有信息,包括旁注,但他的方法是翻译一部分段落,而概述其他部分。我将特别关注浦察思如何选择、翻译和编辑《远征记》中有关中国地理和幅员、中国人的学问和学术系统以及修行的宗教等材料。这些材料被收录在浦察思《朝圣记》的第一、二、五篇中。
简介:学界目前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有多种不同起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探索;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则导致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方向及其所取得成果的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党和红军,也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并进而在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成功推进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
简介:作为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许涤新先生,不仅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适逢许老仙逝3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