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关系是一项以往受到忽视的重要学术议题。基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苏格兰启蒙哲学以崭新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关于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而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引导启蒙精神向社会物质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而言,苏格兰启蒙学派分别在历史观、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三个层面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与问题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深入挖掘苏格兰启蒙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承与分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与理论深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本质内涵,以及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重建劳动主体性与解放的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简介:如今的人(当然尤其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将教会和大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很难将二者联系到一起来考虑。然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在全世界建立的组织中,在1520年之前建立,现在仍然使用同样的名称、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中有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团体。[1]不仅如此,透过综合了解两者在历史中的发展进程,总会让人觉得它们之间有着一种莫名的契合之处。本文着力于概括介绍教会与大学两者的发展历史,并从其中找出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之处,借以说明教会历史与大学成长史之比较的意义。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为开发扶贫阶段,国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政策;21世纪的前十年为参与扶贫阶段,面对新的扶贫工作形势,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主张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工作;2012年至今为精准扶贫阶段,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旨在找到“贫根”,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前期“大水漫灌”扶贫方式所导致的真正贫困群众得不到有效帮扶的问题,并从财政、制度和政策上不断给予支持。经过三个阶段的扶贫工作,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贫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当前,我国在推进扶贫事业发展时,还需对一些领域逐步完善提高:不断增强扶贫内生动力,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逐步建立健全扶贫体制机制。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但却没有对自己的命题做出明确的解释。为此,他举数十年之功,从创造历史的起点、方式和结果等角度对马克思的命题进行全面的阐释。按照他的观点,只有在启蒙运动之后,由于“历史性”的发展,人类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结构二重性”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社会结构一方面赋予人类创造历史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创造行为构成制约。通过这种历史创造方式,社会并没有如马克思等人所设想的那样变成丰裕而自由的社会,反而成为“风险社会”、“失控的世界”等。通过对马克思命题的阐释,吉登斯建立起了完备的理论体系,但也对马克思命题的本意造成了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