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沦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科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简介：所谓“中止说理”，一种是强制中止．另种是自愿中止。所谓“实践智慧”主要不指前者，而指后者。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居于二者之间。概略地说，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论理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辩论、讨论、对话方式进行，其中说理在原则上是不被中止的；第二个层面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模式，通过博弈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强制中止的；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自愿中止的。这里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弱自愿中止，就是搀杂了强制中止要件的自愿中止，以谈判（讨价还价）为模型；另种是强自愿中止，就是纯粹自愿中止，以协商（求同存异）为模型。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以实践是一种具体、历史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终结论解释为以具体、历史的分析取代抽象、超历史的形而上分析这种愈来愈被认可的说法。由于马克思仍然把需要、经济、理性、发展视为一般性、永恒性的东西，而需要重思。实际上，马克思在反旧形而上学之路上前进的距离不能过高估计。对实践的自悖性估计过低是马克思未能继续前进的根源。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对过分的专门化富有意义，但把哲学终结于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马尔库塞式见解也会造成某种漠视。

简介：要真正理解自由，首先就要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谈起。哲学史上的不同解答都未能真正科学地解释自由，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实践的科学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概念引入后才真正认识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并且是真善关的统一。

简介：以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为例，追溯了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缘起、沉寂与现状．展示了科学实践哲学在当今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研究的境况；提出了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不足与问题。同时指出，如能够对这些不足做出积极回应，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会有很好的前景。

简介：如果我们把哲学的理路划分为理论哲学理路和实践哲学理路，那么，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便是一种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最高发展的主体性哲学之超越的现代实践哲学。正是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实践哲学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看来，生活认识和理论认识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地将一方还原或归结为另一方，但它们之间是互为关联的。理论认识归根结底是派生于生活认识，从而依赖于生活认识的，因而，人不可能认识生活之外的东西，即便那些不实在的或根本不可能变为实在的东西，它们也源于生活。生活认识不仅为理论认识提供了基本的经验，而且为理论认识对自身困难的克服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理论认识有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之分，科学认识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的客观知识，哲学认识是人们的一种生活范导或终极意义。

简介：在全球化的时代,各自代表着不同中心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形态如何共存？跨文化理解,甚至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跨文化哲学是可能的吗？针对这些问题,奥地利哲学家维默（FranzMartinWimmer）设计了＂多极对话＂（Polylogues）模式,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为哲学的发展和跨文化理解与交流提供了一套哲学实践模式。一方面,哲学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另一方面,哲思活动本身与文化传统又不完全重合,而是要克服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偶然性、追求普遍真理和共同哲学。作为跨文化哲学实践策略的＂多极对话＂既要提防中心主义的普世论,也要排除分离主义的个殊论。

简介：历史就是这样乖戾却又公正：那些挖空心思自我粉饰,妄称大师,在公众场合频频亮相者恰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印象;反之,在喧嚣闹市中找不到,在＂模范＂、＂英才＂簿中也找不到的人，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忘不掉。我这里记述的一位，就是恰巧此时人们思念的大学老师，毕生献身希腊学术的先辈汪子嵩。按20世纪50年代北大习惯，称他汪先生。

简介：科学活动本身既包括“表征”（representing），也包括“介入”（interven—ing），介入活动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最为重要和主要的部分，而介入性活动及其成果在科学哲学研究上很少得到体现。以往的科学哲学太过注重表征的研究，而忽略了介入的研究。这被科学实践哲学准确地称为“理论优位”（theory—dominance）的倾向。表征是科学知识传承和交流系统的重要属性，表征及其结果——表象（representation）也是科学知识呈现形态的基本特征和方式，介入是科学实践的重要特性，两者对于科学活动都是重要的特征，是科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科学哲学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反对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主要是反对“理论优位”的倾向，希望纠正这种扭曲了科学形象，忽视科学实践的科学哲学研究趋向。

简介：认识主体是表象者。它以心智对对象作表象。感性纯直观和知性纯粹思维都是作表象。它们是经验性直观的表象和知性的一般概念思维的表象的前提、基底和条件。心智本身作为主体意识就有一种表象能力来保证诸表象的综合统一性,使所综合的表象确定地对应于客体,从而为认识创造了条件,使之成为可能。心智所认识的是物体的表象。表象是对物体的表象,是物体所有的。表象是由心智的结构和机能所决定的,但它们毕竟是这种机能施于物体后而呈现或者说给出的东西。表象又区别于物体本身。物体缘于同认识主体结成认识关系,进入心智的纯直观而被表象为现象,而物体本身独立自在,远比表象丰富。表象对于科学具有表征意义。＂科学作为实践＂的观念只是引发科学哲学发生＂实践转向＂,不存在＂实践科学观＂取代＂表象科学观＂的问题。＂表象＂和＂实践＂都是对科学的内涵的把捉。

简介：建构主义源远流长，其促进自我发展的学术策略在于制造分歧：在元哲学层面上，有新康德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在方法论层面，有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之争；在政治取向上，有历史主义与改良主义之争，等等。正是这些内部思想冲突，形成了社会建构主义不断自我超越的不竭动力。这值得我国学界的关注。

简介：2006年,我国著名价值哲学家王玉樑先生出版了一本代表作：《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在该书中,王先生通过对一百多年来中外价值哲学发展轨迹的理性审视和解读,揭示了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的局限,提出了走出价值哲学研究困境的期盼——从自发到自觉。

简介：应用伦理学经常被认为是与理论伦理学相对的“应用的”或“实践的”伦理学，是伦理学的新范式或者是超出伦理学范围的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伦理学及其应用概念的错误理解，应用伦理学确切地说是对专门领域的伦理问题的思考，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与一般伦理学相对的专门（领域）的伦理学，没有亦不会超出伦理学的范围。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过程仍在延续之中。反思历史经验。实践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开拓创新，沿着成功之路继续前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是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朗基诺的文章《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成功地展示了建立在证据相关性上的对不完全决定性的解释（UER）的重要性,而这种解释要求我们在理解科学客观性时引入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的考虑。这篇文章的基本进路是正确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建立在经验等值性上的对不充分性的传统解释（UEE）,并不一定要为科学实在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朗基诺对社会性维度的理解似乎过于狭隘,也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