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主要以《大公报》和《益世报》为中心讨论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1920年赈灾中的表现。在1920年华北大旱灾中,天津青年会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赈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通过参与并领导天津华洋义赈会等赈灾机构开展活动。它经常组织开展调查灾民、劝募代赈等具体的赈灾工作。另外,它还为受灾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并设法转移灾民。
简介:在宗教组织的现代化路径上,践行社会公共服务和举办社会教育事业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立足于此,本文以香港啬色园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教育事业为例,并相较于香港基督教组织和佛教组织在这两方面的社会成效,简要探讨了道教组织的现代化问题。笔者认为,立足公民社会和更好促进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现代化,在逐渐革新自己作为宗教的相关要素的同时实现自己面对新时代和面对未来的华丽转身,已是道教在现代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实现这一关键的重要举措,则是首先在组织现代化的层面上大兴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没有这两方面的相互补益,则组织现代化的实现不可想象;而没有组织的现代化,就意味着没有与现代社会相沟通和交流的通道和平台。
简介:三教论衡是唐五代帝王诞节庆生贺寿活动之一,更是节俗史、宗教史、戏剧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居易《三教论衡》是现存记录此一诞节活动的较为完整的唯一文献。以白居易文为核心,与相关资料相印证,可以勾勒唐五代诞节论衡的一般状况:论衡者的宗教身份、角色常被极度关注,而具体名姓大多被忽视;论衡内容,常按照祝贺圣寿、娱乐帝王的目标,围绕三教经典展开;论衡方式,一般由三教分座次轮流主持,按照一对一或一对多展开;论衡过程中每座设有论主,论主不但要参与辩论,更要承担开场、过场、退场等环节过渡任务;为了在激烈的辩论中达到会同三教、祝贺圣寿的目的,诞节论衡很可能在庆贺开始前就进行论辩设计。更多还原
简介:佛陀创教,戒律以金口所宣,成为教团和合之内在基因。制戒十利标识了戒律制定之原由,略带头陀行色彩的苦修思想成为弥漫于僧团的普遍氛围。严持净戒,自求证果,是根本佛教时期的修行特征。然至佛陀灭度,因弟子赴各地传教之需求,一味之戒律有所改变,“小小戒可舍”成为戒律改革的先声。至部派佛教时期,各部律本产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大乘佛教兴起,与小乘各执其律,印度佛教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制度。印度戒律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土风俗,随后历代僧制的产生,律宗三家的成立,以及百丈清规的确立,皆是对印度戒律的变革,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的。日本佛教自鉴真东渡而有戒法弘传。但至平安时代,最澄施行僧团戒律改革,弃舍小乘戒律,首次建立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于戒法别具匠心。到缣仓佛教,有道元、日莲分别开展的单受菩萨戒传统,又有亲鸾所立“无戒之戒”的修行法门,突破了大乘圆顿戒传统。此后,日本佛教无戒之戒风行草偃,为教团与社会民众所接受。对印中日戒律观演变进行考察,其演绎流变乃是基于时代的选择与历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发展演进的历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应世性与圆融性,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土社会现实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需求、时代精神将最终成为佛教戒律观演进的仲裁者。佛教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才是“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础。
简介:"边疆"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经济、文化、社会、象征的概念。边疆社会文化则是中国边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无论是美国边疆学派,还是早期中国边政学派,抑或是后来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关于边疆社会的研究,都表明边疆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民族、族群文化互相交往、渗透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民族文化也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面向,即文化杂糅(culturalhybridity)。以往表现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影片更多地关注单一民族文化类型,强调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一面。本文以民族志影片《游走的呗玛》为例,提出边疆社会文化的影像呈现和表述都不应忽视边疆社会文化类型的重要特征,即文化的复合性、杂糅性以及文化的链接(articulation)。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关系到在摄制边疆社会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影片过程中应该持有的文化立场和态度。
简介:基督教传教士对当地社会的研究是近代基督教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传教士早期的研究为华西教区和基督教文字机构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布道领域、文字机构的开拓,亦推动华西反鸦片、反缠足社会改良运动,以及“以拓展教区、发展传教士人类学为目的”的华西边疆研究。这种“互动”较充分展现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以及近代科学之间互相渗透变化的内在理路。本文以学界较少关注的华英书局为对象,因应“互动”转移,重新构建加拿大差会在华西传教和社会活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