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方言差异之大，彼此不能互通，于是产生了圣经方言译本。汉语吴方言中的4个分支与圣经翻译有关，即太湖分支的上海方言、宁波方言、苏州方言、杭州方言，台州分支的台州方言，瓯江分支的温州方言，婺州分支的金华方言。据笔者统计，吴方言圣经译本总计114种，其中汉字49种，罗马字65种，含2种《圣经全书》汉字本，1种《圣经全书》罗马字本，1种《旧约全书》汉字本，2种《旧约全书》罗马字本，9种《新约全书》汉字本，8种《新约全书》罗马字本。

简介：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佛教文化以佛经翻译为主要途径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汉语的词汇、音韵、翻译方法上,佛教文化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拟在纵向梳理这一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过程的历史脉络,横向分析汉语因此所受影响的几个方面,以丰富和加深对于中国语言文化史的认识.

简介：以SAT、CBETA为主的汉译＂大藏经＂等电子佛典数据库的逐渐公开,不仅为利用者提供了便利,更改变了佛学研究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大藏经以外的各种佛教丛书,以及各国寺院、研究机构所藏的大量文献中,也包含了为数不少的重要佛教文献。但在数据的电子化方面则非常滞后,处于没有进展的窘况。因此,本文主要从＂既存电子佛典数据库的现状与完善＂＂各佛教文献数据库间的数据整合与协作＂＂既存佛教关联数据库间的互通与连接＂三个方面,来讨论汉语佛教文献电子化的现状与未来的展望。

简介：本文以《四大天王经》为研究对象,利用与其密切相关的多种佛教文献,对比考察本经在古汉语和巴利语中的版本,不仅揭示它在不同佛教传统里呈现出不同的编排结构和行文内容,也对于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作尝试性的推论。作者倾向于认为,现有此经的巴利版本有可能是后期修订的。

简介：一、汉语系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概念随着称呼的变化——由唐代的＂蕃商胡贾＂、五代的＂蛮裔商贾＂到宋代的＂土生蕃客＂或＂五世蕃客＂,中国大地上的穆斯林渐渐完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在唐代,伊斯兰教多少还有点侨民宗教的性质。而在宋代,伊斯兰教则是中国人的宗教了。＂[1]元代,色目人（以穆斯林为主要成分）地位较高。＂

简介：一、汉语＂剎＂的来源汉字＂剎＂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像＂塔＂（专门为了音译犍陀罗语thuba或thuva[梵语stūpa]而造出的汉字）、＂魔＂（Māra）、＂鬘＂（mālā）等一样,＂剎＂是专门为了音译印度古代语ksat、kset而造出的汉字。所以东汉代的佛教徒把＂武士阶层＂义的ksatriy（a）译为＂剎利＂,把＂田地＂义的ksetr（a）译为＂剎＂,三国时代以后把＂瞬间＂义的ksana译为＂剎那＂。

简介：一、慧能创立的南禅宗学说既超越北宗而且包容北宗。由于中唐以后的禅宗已经是南宗的天下，没有南宗与北宗的分门别派的对立斗争。故在中唐以后南禅的高僧兼传北宗的学说是正常的。因此。弹宗既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这类新颖的思想语言行为，也同时有继续发展传统的悉昙文字及汉语言文字音韵学之研究和贡献。因而才会有“祖师禅”与“文字禅”两种并行不悖的流行传教方式，以及有教外之儒家大师郑樵所作的“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之总结性说法流行于当时与后世。二、辽宋时期的中国佛教．仍然是不分南北宗派的禅宗天下。其对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视与贡献之例，可以辽地北方僧人行均的《龙龛手镜》为首要。据燕台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僧人智光在《龙龛手镜》之序文说：“释氏之教，演于印度；译布支那．转梵从唐。虽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则性相之义差，则修断之路阻矣。故只园高士，探学海洪源，准的先儒，导引后进，挥之宝烛，启以《随函》……”，既表明当时中国佛教界对语言文-7-问题的重视，亦表明中国佛教高僧在语言文字方面是一直坚持兼通梵汉与佛儒的经典文献，其贡献影响也是惠及佛教内外。三、以往有很多学者诸如罗振玉、潘重规等人都误以为《龙龛手镜》只是为教内之人阅读佛经而编写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专门为阅读敦煌写本佛典而编写的字典。影响至今，演变为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误说。本文对此作较为全面的商榷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