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配合2015年1月1日起所实施第二阶段《巴塞尔协定三》的规定，2014年10月24日香港特区公布《2014年银行业（资本）（修订）规则》及《银行业（流动性）规则》。第二阶段《巴塞尔协定三》的规定是以2013年推出的经修订最低资本规定（即第一阶段《巴塞尔协定三》规定）为基础，内容涵盖：第一，多项缓冲资本要求（即“防护缓冲资本”、“逆周期缓冲资本”及适用于被视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的“较高吸收亏损能力要求”），以便推动银行累计及持有资本，有需要时可用来承受金融及经济体受压引致的冲击。

简介：团购在发展演变中不断探索出商业运营的新模式。现下商业团购模式的发展受制于"产业生存"与"法律治理"双重困境,此与网络经济的特性直接相关。网络团购市场的经营模式革新滋生法律治理方式的转变需求。"责任规则"与"规制规则"同为保护市场及参与主体权益的重要手段,以前者为主的事后救济方式治理之下的网络团购市场弊端频现,"规制规则"于此则有更多可取之处。在网络团购市场中,"规制规则"未被予以重视与追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偏向有关,而"规制规则"对经营者行为的激励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都举足轻重。此外,网络团购市场治理的法律选择影响着网络团购市场的发展命运。

简介：<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具有侦查权的执法主体因搜证手段或执法方式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侵犯到公民宪法权利或法定权利,从而导致所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被法院所采纳的证据规则。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吓阻警察的程序违法行为、维护法官的司法廉洁、救济公民的宪法权利有着重要制度功效,因此,法治国家在各自

简介：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简介：自裁学说或原则(Kompetenz—Kompetenz或competence-competence)在商事仲裁中的普遍采纳，业内人士认为它是现代仲裁兴旺的重要条件。若笔者尝试理解与诠释该原则的合理内核，便是，审案者才能作出裁断；仲裁员审理争议，他是自己管辖权的决断者(法官)。1965年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第41(1)条]与联合国的UNCITRAlModelLaw[第16(1)条]及许多仲裁机构的规则均明确规定由仲裁庭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后者主要指现行仲裁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在接受这一原则上与国际的趋势不吻合，包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委)的规则，由于没有采纳这一原则，长期以来，国际仲裁界对此颇有微词。

简介：谁是未婚爸爸亲子疑云带来的是阵阵心痛时间回溯到1998年盛夏的一天，湘西芷江县一个集镇的派出所里，一对青年男女不期而遇。姑娘叫何英，办理完身份证的手续后，她问起一个月内能否拿到身份证时，民警反问了一句：“那么急干吗？”“要去浙江打工。”何英回答说。小伙子叫王新，听说身旁这位清秀可人的姑娘要去浙江打工，

简介：本文所称线上非授权支付，是指未经持卡人授权的情况下，他人擅自使用银行卡信息，通过互联网渠道向资金存管机构发出支付指令，经由资金存管机构认证指令后划转资金，从而导致持卡人账户资金减少或信用透支额度增加的行为。随着互联网与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深度融合，由线上非授权支付产生的纠纷不断涌现，其法律适用问题已成为司法实务中的热点。因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尚付阙如，不同经办法官受知识背景、个人经历的影响，对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举证责任分配乃至案件处理的价值取向等问题难免产生不同认识，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法学界把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张称为立法能动主义。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突出成就之一是立法的发展和完善。饱受无法可依之苦的中国人看着自己的

简介：2010年10月，随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解文进等多起诈骗案件的判决，存在多年的京城医托诈骗患者的犯罪行为．终于被集中打击。而在审判过程中。黑心院长解文进、门诊部承包者张伟、无良医生王进海．以及散落各处的黑心医托．曝光了京城医托潜规则，也将这个利益链条上形形色色的骗术暴露无遗。

简介：

简介：尽管对诱惑侦查的争论从未间歇，但深植其中的实践理性与人权保障的终极目的使之生命力愈发顽强。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等关涉诱惑侦查的具体内容将进一步提升侦查的法治化水准。然而，如此重要且倍受争议的内容却用了及其简略的法律条文，不仅难以消解人们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而且极易导致其实践“失灵”抑或“变异”。鉴于此，有必要从程序操作规范的角度对诱惑侦查的司法适用规则予以补充与细化，力促实现侦查主体法定化、案件范围类型化以及判断标准可控化等，并适时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以促生该制度理性的最大化实现。

简介：目前我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完善。

简介：依据价值取向的不同,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可以分为实体真实型和程序正当型两类。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现有的相关证据规则,我们发现存在一些缺陷。基于此,本文提出建立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的构想。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是证据规则的核心，能够约束司法行为的恣意性。尽管这项机制已经在我国现行规范层面得以确立，却仍有不尽周延的地方，还需要不断予以完善。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排除规则呈现出了与域外经验不甚一致的部分特征，如口供优先排除、多元主体参与、局部性排除等。究其根源，中国的法治建构不仅排除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而且只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对抗体制，尤其是采用了一元化的审判格局。这些现象足以反映出本土法治资源的特征，符合经验逻辑的基本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势必会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一方面，排除手段不会成为实现证明规范化的唯一机制，而需要诉诸其他有效的补充方案：另一方面，排除时机的把握也能促进程序有效性的实现。

简介：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诚信越来越具有突出的作用。2002年《保险法》第5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目前保险业的社会信誉状况确实不容乐观，造假现象普遍，误导甚至欺诈问题严重。因此，保险诈骗行为的犯罪化，为严厉打击严重的保险诈骗提供了刑事法律武器，同时必将促进保险业诚信度的提升和保险市场有序性的提高。

简介：2005年10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施行以前，刑事司法鉴定机构呈现出多层级、多领域的表现形态。同一案件同一专门性技术问题的多头鉴定、交叉鉴定、重复鉴定问题层出不穷、在所难免，导致人为地延长了刑事诉讼的周期，

简介：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应以此为基点厘清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将非法证据与证明力有缺陷的虚假证据区分开来;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质的区别。应原则上排除重复供述,保障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完善应从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出发,以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为核心审慎推进,应逐步实现非法证据认定的程序转向,发挥该规则制裁、预防程序违法的效力。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医疗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表面上来看有利于保护受损患方的弱势地位,实现诉讼武器对等,保障患方的合法利益,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逻辑冲突,也违反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并且在实践中也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诉讼领域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其隐射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能够妥善协调医患利益,促进医疗体系的发展进步。

简介：国际商会在调整和促进国际商业交往方面已有近80年制订规则的经验。这些规则包括争议解决规则，用来解决贸易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争议。《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即代表了国际商会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是由来自75个国家的商业团体代表与争议解决专家商讨的产物，目的在于为商业伙伴提供一种最符合其需要的友好争议解决方式。规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认为最适于解决争议的方法。若未对采用何种方法达成协议，则采用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