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简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简介：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前途的乐观论似乎开始失去一时的气势。在亚洲也有许多国家在消费者物价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中明显出现了粮食、资源价格高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亚洲主要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同时上涨的局面已经结束。而且，由于越南等国的经济情况的恶化，人们又开始担心是否会发生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的事态。

简介：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马两族执政党的不同地位、政府公共职位的族群分配比例以及选区划分的族群利益倾向，探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分层以及族群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结果表明，华人明显处于政治弱势，在族群权益博弈中的地位由此大为削弱。

简介：分析了跨国并购企业的财务风险的主要来源,概括为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流动性风险、杠杆收购的偿债风险四个方面,并对这些风险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企业的跨国并购有一定的应用意义.

简介：

简介：功能完备的金融体系是高效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不稳定性是金融市场的固有顽疾。著名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一直是一项重要而脆弱的业务。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个严重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经济的系统性后果，远超个别机构及其客户的命运，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系统性风险。

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令世人瞩目，其2001-2012年实现了年均7．1％的经济增长率。但自2012年一季度起，印度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发展动力明显不足。2013年以来，印度经济金融环境更趋恶化，印度卢比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出现净流出，印度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所加大。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1999年我国成立的四家AMC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存量．但是不良资产的增量问题却不断显现出来。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西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文化经验，有效遏制不良资产的增长。

简介：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海外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东道国的社会组织风险对投资项目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社会组织风险缘于东道国内政、社会组织的环保和维权诉求、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自身不足等因素,不仅会造成投资损失,还会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实施及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企业需通过强化项目前期准备、重视与当地社会组织的沟通等方式,保障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与对外经济战略的稳步推进。

简介：尽管目前俄罗斯整体投资环境已经明显改善，但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金融体系脆弱、税法繁杂、官员腐败、两国文化差异较大等原因，中国企业对俄投资仍面临较大的国家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文化风险。因此，企业对俄投资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好可行性研究工作，并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风险管理语言，准确把握企业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并采取恰当的方法转移、降低或规避风险。

简介：欧元的正式流通给欧洲债券市场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不论是主权政府债券市场还是公司债券市场，在市场规模、流动性和交易技术水平上都有显著的增长。但是一个不客忽视的潜在威胁是虽然货币统一成功地消除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汇兑风险，然而由于EMU各成员国的信用基础不同，这将给统一后的欧元债券市场带来新的信用风险。同时，公司债券市场上发债等级的不断降低也将导致类似的对信用风险的忧虑。分析这种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和提出警示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简介：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对中美两国将产生持久和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两国之外。作为介于中美之间的“第三方”,东盟国家即使希望但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已经并将继续在贸易及其之外的更多领域表现出来。展望未来,南海问题、“印太战略”以及美湄合作等有可能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后手拳”,这必将进一步考验中国-东盟关系。在此背景下,尽可能地减少中美贸易战的“外溢”效应,避免中美关系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连锁负面影响,甚至反过来将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贸易战的破局点,形成“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有利格局,是当前中国外交的迫切任务。中国应通过深入对接中国-东盟发展战略,扩大对东南亚的市场开放,加快推进RCEP顺利达成协议,加强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式,抓住“战略机遇期”,构建中国-东盟的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

简介：作为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乌克兰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该倡议框架下与中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贸易和人文领域的全面合作。但就地缘政治环境而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很难摆脱俄罗斯的压力,顿巴斯冲突和族群矛盾使得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困难重重。因此,尽管中乌合作拥有较好的历史基础,但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东欧地区的安全困境、合作规模及方向、乌克兰的政治状况、＂弱＋弱＂合作模式的瓶颈等,均对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构成负面影响,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是未来推进双方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简介：随着金融经济危机后众多国家步人调整与发展竞争新阶段，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也难免经历某种深刻重塑与转型。随着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放眼长远，特别是要充分估计到中美关系将在10年后迎来高风险期的可能性。

简介：21世纪以来,中柬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经贸关系发展迅猛,而2013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出台后双边关系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髙度.本文以三位（投资FDI＋贸易Trade＋援助Aid）一体（外交）的中柬关系为主轴,讨论中柬关系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前、后的范式转换,考察如果中国能适当地规避、降低其中的相关政策与道德风险,中柬关系可能将逐步从“恩庇-侍从”的援助国-受援国的交往模式,逐步转变为互利共赢、相互依存的“发展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