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死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刑种，从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一些国际公约也鼓励或者直接禁止死刑。目前世界上各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保留或废除死刑。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问，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减少直到废除死刑。控制死刑可以通过减少死刑的罪名和通过更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增加对死刑案件的检查和把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既可以控制死刑的数量，又可以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从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简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预防、禁止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定罪、刑事司法程序和国际合作，虽然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只是作为腐败犯罪其中的一种予以规定，但是，探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控制腐败的规定，对于完善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是极其必要的，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简介：邵沙平教授的专著《国际刑法学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犯罪的法律控制》历经几年准备和写作，日前终于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距邵沙平教授1993年第一本国际刑法学专著《现代国际刑法教程》的面世已经十年有余。在这十余年中，国际法和国际刑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使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推动了国际刑法的重大变革。因此，这时修订和推出国际刑法学专著非常必要并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为了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世界银行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解决一国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对ICSID的管辖范围作出详细规定。如果东道国的法律实体存在受外国控制的情形，公约允许其以另一缔约国国民的身份向ICSID提出仲裁请求，但是必须满足规定条件。结合ICSID的仲裁实践对这些条件进行分析和解读，这些分析包括直接外国控制的认定，东道国法律实体受外国控制是否包括间接控制，多个股东时的外国控制认定以及认定存在外国控制的时间点。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由于公约对相关条件未作出明确规定，仲裁庭通常根据个案情况作出与外国控制有关的管辖权裁决，其中不乏共识性裁决。

简介：法定的控权机制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侦查权力容易陷入一种失范状态。以刑拘审批程序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四川省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显示，通过层级式的检查和授权，刑拘审批程序对刑拘权的行使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作用。从科层式法律程序理论角度解释，正是科层式的权力组织形式为此提供了结构性保障。抛开价值论立场，可以考虑通过完善现行的侦查控权模式来部分解决侦查恣意问题。

简介：<正>1987年初夏,在美国国会查证伊朗门事件的重要时刻,联邦法院受理了一起法律违宪诉讼。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人物、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诺思上校,指控确立讯问他的特别检察官资格所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三权分立原则。该法规定,在审理高级政府官员时,特别检察官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任免,而非由政府任免。联邦法院驳回了诺思的起诉,肯定了该法的合宪性。这个法律就是著名的1968年《美国政府道德法》。在美国,政府行为与道德问题从来就是相互关连的。任何一届政府的政策、措施都须在

简介：执行权是综合性权力，部分属于司法权，部分属于行政权。我国无需在法院之外另设执行机构，但必须严格区分法官与执行员，即执行员应行使执行中的行政权，负责具体执行事务的实施，而法官应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负责裁判包括当事人、案外人与执行员之间争端在内的所有执行纠纷。西方二种典型的执行体制形式虽似对立，但均是如此分配执行权。这样既可分别建立起对二种执行权的控制机制，又可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

简介：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是国家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制度实施以来，为人们所关注和焦虑的一个重要课题。司法考试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律职业准入控制措施，帮助我们营造了一个共同的语言、解释、价值、经历和身份的共同体，从而也决定性地正面促进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司法考试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对法律从业者的法律素养作有效的考察和衡量，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有效的替代途径，而这正是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院教育本身所具备的。美国法学院模式的成功对于我们构建法学院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理想关系，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启发。

简介：商南县疾控中心位于县城长新路中段，占地面积2006平方米，属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卫生事业单位。现设有10个科室．在岗职工33人。承担着全县24万人的各类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卫生监测检验、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主要工作职责。

简介：侵占罪扣盗窃罪在遗忘物这个对象上，形成一个微妙的交叉点。遗忘物所在的空间属性关系到第二控制的形成与否，进而关系到行为人的行为定性。遗忘物在公共空间的，第二控制人必须有明确的支配意识才能形成第二控制；而在非公共空间，则只需要概括的支配意识就形成第二控制。第二控制的形成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即存在第一控制的情况和基于对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信任而阻却第二控制的情况。只有区分以上不同情形。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或盗窃罪作出准确的定性。

简介：二氧化碳之所以在大多数发达小国成为大气污染物质，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负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须把减排机制纳入国内立法；版图狭小，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有限，把减排机制纳入国内立法符合自身利益；可以利用现有的大气污染监管机制对二氧化碳进行管理。这些国家大多不认真履行国际援助的义务，相反地，却集体对中国施加减排压力，要求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按照中国立法对污染物质的定义框架，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质。一旦二氧化碳在立法上被作为污染物质，西方发达国家就会要求我国的环境立法建立排放标准和超标排放处罚制度，这将不利于我国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加上版图大、抗气候变化的能力强，因此，不能轻易迁就这些国家的过分要求。但这不等于我国不采取实质性行动，我国可继续通过强化激励性的政策措施来节能减排。

简介：行政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是各国行政诉讼重要课题之一。司法审查是监督和控制行政裁量权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问题并没有作出专项而具体的规定，学界和实务界在该法第5条和第54条规定中寻求司法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根据。然而，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造成理论混乱并给司法控制行政裁量权的实践带来了消极影响。探析行政裁量相关规定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将不无裨益。

简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湖北农村面源污染有持续、快速扩散的趋势，已成为农村水污染防治的重点。当前农村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和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农药化肥的生产方式和无基本污染处理的生活模式，使农村面源污染呈现“点多、面广、分散、处理难”的特点。农村面源污染难以像工业点源污染那样集中治理，需要设计出一套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课题组通过走访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基本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建立了相关数学模型。针对湖北农村面源污染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认识不足、引导不足、投入不足及细则不足等“四个不足”，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多元补偿机制及法制保障机制的建议。

简介：

简介：从法律比较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存在着工厂协议模式、劳动者有限参与模式、用人单位单独制定模式。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劳动规章效力控制模式，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规章效力根源说明模式。上述不同模式的存在首先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劳资共决观念、工厂协议制度、工会体制以及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劳动法律发展过程中，集体自治色彩得到提升，但依然不足以保证用人单位规章的合理性，有必要引入公权力的合理性审查干预。其审查应从有关客体是否属于劳动规章的调整对象，劳动规章的内容是否妥当两个角度展开。目前我国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实际采纳了规范理论模式，但其应逐渐向通过工厂协议制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的模式发展。

简介：存款保险机构依其职权范围大小可分为保险理赔职能型、破产管理人职能型、银行救助职能型和监管者职能型。保险理赔职能是存款保险制度应有含义。鉴于我国银行破产宜采法院控制下的折衷模式，并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能有效克服银行破产程序顺利推进的障碍，因而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被赋予担当破产管理人职责。但鉴于作为救助职能赖以实施基础的接管程序在次贷危机中所暴露出的局限性，以及其制度功能可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破产重整实现，特别是各国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原则的废弃，加之国际经验昭示和制度构建初期的审慎态度使然，我国暂不宜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救助职责。并且为避免重复监管带来的无效率与高成本，也不宜赋予其监管职责。

简介：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国家以经济法的形式干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考虑到政府干预界限应该与法治能力相一致，大气污染控制制度设计应界定政府经济人界限，合理进行收费权、处罚权等部门配置，避免部门争权夺利而影响监管效率；界定经济法干预成本界限，定量化对比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选择理性干预；加大大气控制制度处罚力度，处罚数额高于其治污成本的2倍以上，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实现大气污染总量控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简介：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