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根据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御机制、哈特曼的自我适应性和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自我同一性理论的山模型,并据此模型分析了个体生命周期中“自我与本我、超我”和“自我与环境”两组关系内,个体生命阶段与宗教之间呈现的关系。在儿童期,自我逐渐从本我中剥离,并强化了超我的形成。儿童的自我概念逐渐形成,儿童宗教意识的“泛灵论、目的论、拟人论”由强渐弱。青春期中,自我与环境的危机呈现,自我同一性成为最大需求。中年期,自我成熟并形成稳定的人格,对道德的渴望加剧。老年期内在心理系统的不平衡成为主要方面,老年人希望通过宗教实现自我超越。本文还对个体生命周期中人类宗教心理呈现的不同特征进行理论总结,期望对起步中的宗教心理学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简介: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神圣家族》和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这一批判的前期理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所做的第一次全面系统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共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现实的个人理论;(2)对抽象人道主义及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3)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的对立和分歧;(4)结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简介: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普遍态势,是历史起点、制度设计、目标愿景三者的连续性统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遵循了这一普遍性,形成了“破解新难题、建构新秩序、开创新历史”这样一种执政脉络。第一步,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提出“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问题倒逼改革”的工作思路,形成“四个伟大构想”的发展共识。第二步,对新秩序的战略构想,涵盖了发展的新常态、秩序的新需求、现代化的新内涵三个层面。第三步,向世界展示了两个行动框架: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者,要在2020年左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制度框架:后者,要在第三个30年的历史进程中,打造一个新的历史辉煌。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