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成为基本治国理念，诉讼文化逐渐向“励讼”转型。国家精英鼓励民众将纠纷交由司法机关解决，不仅努力树立“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至高无上的排他性权威，还将“诉讼”与“权利意识”相联系，参与诉讼是权利意识高的表现。一在”法治”的治理理念和“励讼”的价值取向作用下，社会舆论和诉讼制度也发生转变。在普法运动中,国家精英一方面将法律武器交给民众，另一方面努力使民众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王海现象和一元钱官司在媒体上被赋予崇高的社会意义，法制栏目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来指导民众该如何打官司，破除民众的传统诉讼观念。诉讼制度方面，在“司法为民”“诉讼使民”观念的引导下，中国的诉讼制度不断便民化、便利化，努力使诉讼成为民众可便利接触的权利救济途径。“励讼”的诉讼文化以及“励讼”强度的变迁为人们提供了理解诉讼率变迁的新思路，“励讼”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