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乃是中国法律大变动的时期，由于国会立法成绩有限，在司法与执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法律漏洞；作为司法机关的大理院不得不通过抽象的判决例和解释例来进行“司法续造”。针对选举诉讼这一高度政治化的案件类型，大理院准用民事诉讼程序，通过行使终审权与司法解释权规范了诉讼程序、澄清了选举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大理院顶住国会、行政机关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压力，在兼顾人民的诉讼权利与选举制度公正有效的同时，努力落实国家选举法制的统一。据统计，在民国北京政府大理院2012件解释例与3900余个判决例中，涉及议员选举纠纷的有50件司法解释与72个判例要旨，由此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当时最高司法机关在相关领域的“法官造法”。
中外法学
2018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