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主义批判”一文的两点商榷

对“历史主义批判”一文的两点商榷

    【内容提要】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 历史主义 概念的历史 方法论的限度 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 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 “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45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2-33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