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传和习得的民族文化形塑

身传和习得的民族文化形塑

高楠

广西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武鸣区罗波镇以罗波潭与罗波庙景区为载体，举办了多次“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的民俗节日活动，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扩展了壮族文化的表现空间，活动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本文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田野考察点，从当下时空语境探索在有形的身传和无形的习得状态中，使得个体在潜在和无意识状态中习得文化行为，在形塑和化育的过程中践行和身传民族文化。

[关键词]身传；习得；文化形塑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节日习俗与壮族文化习得研究---基于南宁市武鸣县壮族“三月三”的教育人类学考察”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YCSW2017068）。

一、罗波镇“三月三”节日概况及壮民众文化意识流变

近年来，全国经济飞速发展，广西也在走向腾飞。“三月三”节日活动从乡村走向城市，从民间自发走向政府和市场引导。从群众性的民间活动，到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节日。武鸣区罗波镇罗波社区的罗波庙是古骆越民族的祖神庙，这里每年“三月三”期间都会举办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该祭祀大典是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人们便会将罗波镇装扮成神秘的、多彩的、盛大的节庆文化空间。

2014年壮族三月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汇聚了壮乡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壮乡文化的精髓，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广西“三月三”的生存土壤发生了悄然的改变。大批青壮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像候鸟般在萧条的乡村和浮华的城市之间“迁移”，人们逐渐与故乡疏离，人的内心世界被世俗性理性思维所占据，追逐现实利益占据了人们精力的大部分空间，人们没有自由闲适的心情去领略和丰富内心的精神生活，对传统节日的心灵体悟和参与体验越来越少，传统文娱日渐消歇，生活模式和社会风习在变幻了的时空中有慢慢瓦解，加之社会组织结构变迁、政治力量制衡、传播媒介更新等诸多内在和外在力量的合力与催化作用，使得都市空间又相对缺乏文化基因衍生的土壤和时空语境。

在2017年的罗波镇祭祀大典中，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会长，该研究会也是历届祭祀大典的主办方。他讲到：

“罗波镇祭祖大典举办从2011年开始，现今已经7年了。我们挖掘骆越文化已近10年了。每个民族寻根是世界潮流，如果一个民族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能把握它的现在，更不能创造未来。各个民族就会变成没有头脑、没有文化的民族。所以世界寻根是一个潮流，希望把这个祭祖大典办的精彩，使它成为一个朝圣地。我们要通过这个活动影响整个民族，影响中国社会，让大家都懂得骆越文化，使它根深叶茂、灿烂辉煌。现在的年轻人我感到很悲哀，他们跳的是迪斯科，吃的是必胜客、麦当劳，怎么唤醒这个民族？怎么传承中国文化，让它变成有自己特点、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是年轻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唤醒民族魂，为整个民族招魂，懂得我们远祖的灿烂文化。这个文化并不比现代的诺贝尔奖之类的逊色，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自信心和自觉性，真正成为我们民族前进的动力。你们是哪里的人？流淌着哪个民族的血液？你们远古的祖先的基因传到自己身上还有多少？这是一个悲哀。哀莫大于心死”。

谢会长的一席话道出了现代年轻一辈缺少对民族文化和根祖文化的认知。现如今，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价值并没有喷发出强劲的反弹力量，而我们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太多的“文化危机”。正如谢会长指出的那样，在不自觉的过程中，科技主义取代了人文主义，漠视传统，民族文化遗产断代，我们既没有西方文化的超前时尚，在国际又很难掀起像日流、韩流的潮流风浪，甚至无力抵挡别国抢注来自中华民族的古老节日文化和文化遗产，这确实是一种悲哀和很难走出的困境。

二、身传与习得

人类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以及环境的需要必须要习得常识、规范，养成相应的人格倾向与行为取向，比如智慧、勇敢、劳动、善良等。习得文化行为后，通过身传实践，代代传承。个体从出生便开始接受族群内部的文化熏陶，习得本族文化，认同族群的价值观。待到成年，个体要遵守族群生存和发展形成的规则，规约自己的言行，接受本族文化的“洗礼”。

文化性是人类习得内容的本质属性，因为它带有民族和区域环境的鲜明特点，依据群体文化形态和不同的社会取向而有所不同。这也凸显了人类的发展是具有可塑性的，它是个体发展与外在环境双向互动的过程，具体表现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烙印的心理品质、特定的民族文化特色的价值取向、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因此，民族文化的习得直接关系民族文化的改良、生存于复兴。

节日习俗和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与“活态历史”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身体践行。口头传统与表达、歌唱、仪式、技艺、观念实践等，原本便是身体文化实践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可以脱离身体实践而单独存在的传承行为，只有身体的践行和文化场域内的互动才算得上传承。身传是“习得”并“活用”某种知识、技艺的一种行为表现，也是关系到一个文化场域内成员对文化形塑的程度和效果。“身体技术(techniquesofthebody)”是莫斯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人类学概念，指经由身体习得并在无意识中加以实践的技术或技巧。其学习和变化的过程既与人的生物属性相关，也与人的社会属性相关。[1]对传统的技艺、节日习俗的习得其实就是特定共同体成员进行文化形塑的过程。同时，文化形塑又可以释放出化育功能，塑造浸润在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心智结构，精神世界，使得个体在接受外部环境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养、社会的互动中滋养一种文化品质，确立人生信仰，养成精神品格。在有形的身传和无形的习得状态中，个体不受主观的意志和需求的主宰，经过长期的熏沐和浸润，便会潜移默化养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行为，这就是潜在和无意识的习得了文化行为，也会自觉认同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主体，在形塑和化育的过程中践行和身传民族文化。

三、文化形塑的理论观照

身处在族群文化的个体之中，面对飞速的文化流变和融合，日新月异的更新和发展，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的同胞而言，人们往往会出现本族文化认同感弱化甚至消弭的心理反馈趋势，民族文化基因逐渐隐退，对整个民族而言就要进行心理调适乃至价值观的重塑。这就表现为面对新的文化崛起的发展和对自己生活的融入，出现对原有文化心理场的“摇摆与晃动”，这足以导致个体的文化认同缺乏归属感。这就有必要唤醒民族共生的文化基因，夯实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基石，强化个体的民族文化意志。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多次论及“文化自觉”，虽然一些具体的说法有所差异，但在根本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他强调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2]壮族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许多壮族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之美缺乏切实的体认，缺乏传承和展示本民族美好文化的自觉性。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既可以被动地接受文化的规范作用和约束效力，也可以主动地适应特定场域的文化环境、调适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

壮族文化的现代传承植根于对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可以从“非遗”身传的体化实践空间和浸润熏沐的习得两个途径探索，塑造壮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激发当地人的创造智慧。社会群体可以依靠特定的政治力量、社会组织或者教育体制，开展人文教化活动。通过媒体引导，教育感化，使壮民众在外部环境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养、社会的互动中滋养文化品质，习得文化行为，代代传承。尽可能挽回并延缓节日文化习俗的式微，吸纳“非遗”文化智慧，培育壮族文化基因衍生的沃土，激活深隐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传统文化记忆，重温乡村情感体验，推动新的文化共生空间生成。

总之，通过文化习得，“体化”实践，特定的族群文化基因得以刻写入特定人群的身体之中，文化形塑的过程需要身传和习得的途径获得和践行。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社会'这种群体的形成下，历史上众多合体的有限的生命经验积累起来，就会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和财富，又以各种不同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人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3]壮文化精髓源于乡土，其艺术思维、民间歌谣与故事、文体习俗琳琅满目、奇葩竟艳。当前，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起点的广西在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壮族文化的传承必须要激发壮族乡村文化传承人的自觉意识，立足壮文化演进的内在机制，从文化精神与心灵内涵上实现壮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和民众的精神幸福，让壮族杰出的生存和文化智慧在新文化格局中提供多元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启迪，激发壮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2-63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3]费孝通.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