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写作概论

汉语写作概论

吴滨

汉语写作概论

吴滨

（广西防城港广播电视大学广西防城港５３８００１）作者简介:吴滨，广西防城港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写作学研究。

【摘要】汉语写作是我国社会生活文化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本文试图通过对汉语写作的特点和规律的探讨，进一步挖掘汉语写作的规律，明确汉语写作的任务。

【关键词】汉语写作；特点；规律；价值；任务

Chinesewritinggenerality

WuBin

【Abstract】Chinesewritingwithalonghistoryistheessentialconstituentpartinoursociallifeandculturepracticeinourcountry,simultaneouslyisalsothestageprodu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humanity’smaterialandthespirituallife.ThisarticleattemptstounearthstheruleoftheChinesewritingfurtheranddefinethedutyoftheChinesewritingwiththediscussingthecharacteristicandtherulesoftheChinesewriting.

【Keywords】Chinesewriting;Characteristic;Rule;Value;Duty

【中图分类号】H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3-0029-05

汉语写作是我国社会生活文化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关于它的起源，众说纷纭。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昭明文选》中说：“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由是文籍生焉。”[1]萧统主张写作产生于上古伏羲之世，显然想象揣测多于精确的考证，难以令人信服，但他把汉语写作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产、生活状况联系起来思考，将画八卦、造书契等行为看作汉语写作之前奏，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无论是汉语写作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很大的丰富与发展，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汉语写作理论研究成果。如《尚书》中的“诗言志”、“辞尚体要”，《周易》中的“情见乎辞”、“修辞立其诚”等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自魏晋始，曹丕的《典论·文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汉语写作思想博大精深，蔚为壮观，将汉语写作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现代以来，汉语写作愈发成为信息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信息社会就是写作的社会。写作对创造和加工信息、影响和推动物质生产、思维训练、素质教育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汉语写作的含义

至今关于汉语写作的界定不止一端：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形式，是为了准确表达一定内容而发展起来的多样化的方式；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能力，是运用语言文字构造完整篇章的本领；有人认为它是一门课程，通过传授写作知识教会人们如何创作作品；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工具，是表达作者特定思想感受的载体；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活动，是反映客观世界、抒情言志、进行信息交流和传播的行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界定都或多或少触及到了汉语写作含义的一定层面，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应看到，上面这几种有关汉语写作的定义，都不是由写作行为本身出发的，更多的是侧重于写作的目的、功能等方面，因而无法揭示出汉语写作行为最为本质的特征。要想对汉语写作做出最恰切的定义，首先要对汉语写作所包含的范围有一宏观的把握，我们可以从狭义、中义、广义三个层面对汉语写作的范围展开理解。

1.1狭义的汉语写作:狭义的汉语写作就是写文章。这里的文章指的是人们用书面语言表达目的与内心感情的所有书面语言制成品。这不仅包括像小说、散文、戏剧、诗歌、词赋等艺术类文章，还包括书信、条据、公文、新闻、诉讼、科研等日常应用文和职业实用文。简言之，这里的汉语写作就是制作语言篇章的一种活动。“狭义写作的另一种形态是指非篇章的写作。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写作就是文章写作的简称，就是篇章话语的生成。这里的篇章是指有一定外在性的结构规定和相当长度内容的语言单位。而非篇章的写作是一种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行为，但是它不生成篇章，只是生成一些文字或词汇的语言结构、句子。前者如对人或物的命名行为，后者如标语口号的撰写。”[2]也就是说，书面语言的外延已涵盖了篇章与非篇章两大领域。

1.2中义的汉语写作:中义的汉语写作也可称为亚写作，它不仅包括单纯地写文章，还包括了翻译写作、编辑写作和口头写作等方面。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翻译就是词语的对译，这里不存在复杂的思想，只是一种单纯的机械过程而已。现在人们早已摒弃了这种观点，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对作品的再创造过程。法国翻译理论家勒代雷曾指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只有放弃原语言形式才能更好地表达意义，他要根据原文的写作所遵循的相同程序找到另一语言的表达方法。其他方法根本不存在。代码转译并不是更客观的方法，只能是更机械的表达方法。”“简单讲，翻译行为旨在理解一话语篇章，然后用另一语言重新表达这一话语篇章。”但是“‘理解’需要启动语言和语言以外的知识，而‘重新表达’的质量则有赖于译者的目的语水平和执笔能力的才能。”[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翻译不是对作品僵直的映射，而是对从外语文本中抽取出来的思想的重新建构与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与写作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此外，编辑活动也属于汉语写作的范畴。编辑活动按照其性质、内容可分为选书编辑、策划编辑、文稿编辑、文字编辑、顾问编辑，[4]除其中的选书编辑属于图书评价外，其它四种活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写作行为的元素。“选题策划编辑活动就是一种立意策划和主题创意行为，而文稿及和文字编辑、顾问编辑的工作都是一种对写作成品的生产中的加工、修改的过程。所以，编辑活动中的写作选题和写作加工都是受一般写作学与原理的制约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文章的编辑活动、编辑行为是一种亚写作活动、亚写作行为。”[5]

其实，汉语写作并不仅局限于书面写作中，口头写作也是汉语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实际情况中，口语交际和书面语言交际间是没有绝对明晰的界限的。英国著名文体学家格莱格瑞（Gregory）曾对此作出明确的阐释。他将话语方式分为“即兴的讲话”和“非即兴的讲话”两大类，又将写作划分为“为讲而写”与“不一定为讲而写”两类。可见，除即兴的“会话”与“独白”外，其余非即兴的讲话、口语交际等，都有写作的因素渗透其内。也就是说，“凡写了再讲，或写了不讲的均属于写作的次类。”[6]需要注意的是，格莱格瑞所说的“写了再讲”，并不一定要写后再讲，当然也可以“不写而讲”，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写作，又不同于即兴“会话”、“独白”的按照写作规律进行讲说的口头交际活动。实际上，它是一种口头写作的过程，因其非即兴特征，也隶属于亚写作的范畴之内。

1.3广义的汉语写作:广义的汉语写作所涉及的范围更大。它除包括狭义、中义层面的汉语写作含义外，还包括人类艺术创作的活动与行为，作曲、作画、制作电影等都可视为是写作的活动。如法国当代著名的电影大师罗贝尔·布烈松就把自己的先锋电影创作行为称为“电影书写”，他认为：“电影书写是一种运用活动影像和声音的写作。”[7]因为无论是作文、作曲还是作画、创作电影都体现了相似的写作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原理，都是一种知识、信息、精神的生产行为。按照这种界定，以写文章为内涵的狭义汉语写作只是广义汉语写作的一个方面、一个特例而已。

应当指出，汉语写作学所研究的对象只包括狭义汉语写作——即运用书面语言进行文章写作的规律，而并不涉及中义和广义上的汉语写作。对于前者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后两者。

2.汉语写作学

2.1汉语写作学的界定:写作学是以人类的写作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写作范畴的种种问题，探讨写作规律的一门学问。

汉语写作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由于汉语的写作活动早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就已经出现了，纵观中国历史，有数不清的作家学者留下了其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探索汉语写作的规律与蹊径，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些都是后人发展写作学必不可少的研究材料。说它年轻，是因为汉语写作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些年才提出来的，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仍未完全成熟，仍处于发展完善之中。尽管有诸多尚未确定的因素，但我们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是汉语写作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与汉语写作的本质、规律、技巧和各种不同文体的特征、写作方法。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汉语写作的本质论、文体论、技法论、效应论和发展论等五个方面。

汉语写作学与其他一般性的知识性学科相比，迥异之处便在于它不是以理解与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为目的的。我们学习汉语写作学是要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充分深入到实践训练之中，以期培养汉语写作能力，提高汉语写作的水平。这其实是一个理论知识外化为实际应用能力的过程。汉语写作学在重视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科内容的基础性、现代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广泛吸取当代学术研究和教学最新成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与学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使之切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理论上不求艰深，只求准确、简明、适用；在训练上不求复杂，只求具体、可行、有效，既方便于教，又方便于学。”[8]

2.2汉语写作学的发展与瓶颈:我国对于汉语写作理论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周秦时代的《尚书》、《周易》、《论语》等儒学著作中便已发端，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亦不乏相关论述。如《尚书》中的“诗言志”、“辞尚体要”，《周易》中的“修辞立其诚”、“情见乎辞”，《论语》中的“文质彬彬”、“辞达而已”等等，这些命题不仅对古代汉语写作学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而且也对现在的汉语写作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写作本质、规律的研究和对作家作品的剖析，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可谓集众家之所长，对汉语写作中想象、布局、内容与形式、个性与风格等问题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而使中国古代汉语写作理论建立起较为系统完整的概念体系。自唐以降，对于汉语写作理论的探索变得愈发异彩纷呈起来。韩愈、白居易、李贽、金圣叹、李渔、叶燮、王夫之等一大批学者的出现将我国汉语写作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以来，汉语写作学的研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如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叶圣陶的《作文法》、郭绍虞的《学文示例》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写作学的研究成果更是丰富多彩，裴显生、金长民、洪威雷、林可夫、潘新和、容本镇等一大批学者的涌现，令我国的汉语写作学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汉语写作学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原因主要在于汉语写作学方面的师资队伍力量仍不够强，致使研究出现了精力投入不足的状况。然而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写作又日益凸现出了其重要性，如何大力加强汉语写作学的研究，走出发展瓶颈以适应当今社会对综合性人才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

2.3写作学与写作的关系

2.3.1写作学来自写作实践。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某种社会实践的反映，写作学作为写作规律和方法的理论概括，当然也只能从写作实践中来。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也是先有写作实践而后才产生了写作学。研究写作学，必须密切注视写作实践，不断总结新的写作经验，以丰富写作学理论宝库。

2.3.2写作学对写作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不仅仅是某种社会实践的被动反映，它一旦形成，就必然对社会实践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写作学自然也不例外。写作学如果不能给写作实践以正确的指导，它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领悟、内化和转化为实际写作能力的问题。《孙子兵法》是科学，但它也不能使每一个学过兵法的人都百战百胜；美学告诉了我们美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但它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学过美学的人都会按照美的原理和规律去生活。

2.3.3写作学理论正确与否，要接受写作实践的检验。写作学理论从写作实践中来，还应该回到写作实践中去。那些被写作实践证明是持之有据、行之有效的理论，才可以被认为是正确反映了写作规律的科学理论。

3.汉语写作的特点

3.1汉语写作的综合性。汉语写作是各种反映和呈现智能的综合运用的具体体现。它是一种多层次、多视角、多线程综合作用的过程，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眼、手、脑综合发挥能力以产生现实效果的过程。“这三种智能，无不既有联系又有侧重地体现于写作全过程的准备阶段、行文阶段和修改阶段。写作之所以是一种‘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的精神劳动，就在于它需要多种积累与多种智能的巧妙而有机的综合。离开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学识素养、精神个性、制作技能、文字技巧等方面的综合运用，或上述诸方面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写作必是一种‘能之难也’的困苦过程。”[9]

3.2汉语写作的实践性。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首先，汉语写作作为一种行为、一种活动，只有真的去做才能实现，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头脑中是无济于事的。其二，汉语写作是一种技能、一种技巧，是用汉语言的符号来表达各种思想、情感的能力。如前所述，汉语写作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理论的积累和掌握，而在于要在写与作的实践中将观念性质的理论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正如刘勰所言，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汉语写作的诸种方法与途径只有在现实的实践中才能得以领会和内化。其三，汉语写作“是一种思辨制作过程，像物质生产一样，它制作精神产品——文章和作品，也必须经过实际操作——写和作过程，才能产出来。换句话说，只有妥善地处理写作中的各个环节，只有圆满地完成写作的全过程，文章（或作品）才能问世，也才能发挥其社会作用和效益。”[10]

3.3汉语写作的个体性。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写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方面。一方面，汉语写作决不仅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相反，它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渗透着写作主体的情感、意志、性格、兴趣、认识等主观因素。这些个性特征在写作活动中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汉语写作活动总是以写作主体明确的写作目的为前提的。而在这些目的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它始终与作者的个性、观点、立场、价值观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创造性的问题更是如此。汉语写作活动“是写作者运思言志，抒情写意，充分发挥个体能动作用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其最后的指向——文章，是最具主体个性特征的精神产品。凡是成功的、令人喜爱的好文章，都很自然地融会了作者特有的人生经历、生活体验，表现着作者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对事物的真知灼见，闪烁着作者独具的气质、才情与智慧之光，体现着作者自身的态度、愿望、目的、要求等……正是这种个体的创造性，使文章具有了独特的价值，是写作活动成为积累生存经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手段，这也正是写作活动的深远意义之所在。”[11]

4.汉语写作的规律

汉语写作作为主客观统一的实践活动过程，规律性地体现出一种立体复合式的转化过程，主要可划分为三种转化规律：

4.1汉语写作的内化。所谓汉语写作的内化，就是客观之物内化为主观感知之物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围绕着特定的写作目的来进行的。同时，汉语写作的内化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是写作主体创造性思维活跃状态下的动态心理和行为活动。它的关键是在采集中对事物的敏锐感知。感知是写作主体的积极的心理活动，采集是写作行为发生时主体的能动性活动。作者在这种早期行为的实践活动中，与感知相依相伴，汲取信息，积累材料，为‘内化’提供多色多彩的依据。”[12]

4.2汉语写作的意化。在汉语写作中，写作主体总是要在一定的心理因素的操作下，将上述内化的感知之物转化为意象之物或者是观念之物，同时在意识与潜意识双重系统中对其展开分析综合、归纳辨识、想象塑性、勾描轮廓，并最终形成“心理意识文”。汉语写作的意化是紧紧围绕着立意塑形这一目标来进行的，其关键之处便是写作主体的运思活动。“意化对象由‘内化物’而来，经由‘运思’，在被主体认识和意态化时，保留着‘亦此亦彼’的状态，并向‘外化’变迁，向明晰、‘非此即彼’发展。……意化中的‘思’空前活跃，可能因触感而一发不可收，可能在静中蓄积起惊人的力量，也可能在入迷中灵感突现。正是通过运思，写作才得以完成它异常复杂、令人难以想象和描述的酝酿期。”[13]

4.3汉语写作的外化。意化中的文章终归只是定型的意象观念之物罢了，它仍需要经历书面化和外观化的过程以转变为现实之物。这一外化是汉语写作的完成与成熟的阶段，它是以表意行文为目标的。在这个规律性的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和活跃的思维构成了外化得以实现的条件，其关键性步骤便是将思维语言转化为文字符号。这种转化最为基本的形式就是行文操作，“通过一定体式的句、段、篇的创造性建构，将运思孕育的‘意态文’符号化。符号化是实现写作外化的鲜明标志，也是衡量写作成败得失的依据。”[14]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写作主体而言，汉语写作所涉及的三个转化规律并不是单线程的依次展开的过程，相反它们呈现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纵横各因素的渗透、交叉、整合，协作过程呈现立体复合状态，其规律只是文字表述时的线性展开，切不可机械地理解。”[15]

5.汉语写作的价值

如上文所述，汉语写作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的价值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强调，汉语写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汉语写作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知识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学习语言文字的根本目的之一:人们之间要实现思想的交流，可以通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眼神、肢体动作等方式来表达，但最主要的还是书面语言的协作方式。因为它具有准确、持久地特点，可以让我们更全面、更便捷地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正如美国教育家威廉·韦斯特所说：“学好写作的一个理由是传播思想，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距离很远的人们。如果你善于写作，那么，你就可以使一个千里之外的人——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人——了解你的想法，你的感受。”[16]

5.2汉语写作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能力: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发展日新月异、高度开放的社会。人才日益成为各方竞相争夺的对象。现代人才在许多方面都与传统人才的概念不同，他们具有思维活跃，个性鲜明、专业扎实，知识面宽广，擅于交际等特征，但其中最基本的还是创造性。而汉语写作能力无疑便是创造力的绝好体现。余秋雨曾说过，从本质上讲，写作已构成了一个现代人人格素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足够的写作能力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首先，将汉语写作作为现代人必备的能力是生活于新时代新社会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信息社会，一个高度开放的领域，与从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已是天壤之别。人与人之间只有不断加强交流与沟通，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才能获得发展和进步。而写作便是其中最有效、最持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交流手段。它可以穿越时空的壁垒，对人们的心灵产生影响。写作能力的欠缺，就意味着与他人交流沟通的受阻，就会缺乏社会竞争力，而直接影响将来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

另外，汉语写作是建构现代人格的最为活跃的要素。人们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便是汉语写作。借助汉语写作，人们可以敞开心扉，就个人的、他人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活跃于人类的精神舞台之上，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起最广泛的联系，用作品来感染他人，影响社会，同时也塑造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写作有助于人格的建构和人的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造就人格健全、精神强健、勇于实践、敢于挑战的新型人才的重要因素。卡耐基曾指出：一个人的成功，仅仅有15％取决于技术知识，85％则取决于人类工程——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担任领袖的能力以及激发他人热忱的能力。由此可见，写作在人们打造成功的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后，现代社会需要的创造型人才是与写作紧密相连的。“创造型人才要为社会提供创造性成果，这些成果无论是思想上的创新、理论上的突破，还是科学上的发明、技术上的革新，都要靠写作来凝聚成文章。离开了写作，这些人类创造的成果，就无法凝聚、贮存和传播。从写作能力与人才层次的关系角度来看，越是写作能力强的人，创造性成果就越多；创造性成果越多的人，就越能成为高层次的人才。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作家、理论家、教授、记者等，都是因为有着突出的写作成果而得到社会公认的。因此，不会写作的人将直接影响创造性成果的诞生，也会影响人才的质量。”[17]

5.3汉语写作是开发智能的重要手段:汉语写作不是一个孤立进行的活动，通过写作的训练，人的感悟能力、联想能力、想象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都会获得显著的提高。这些进步，对于学习知识、批判反思、尤其是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例如，在汉语写作活动中，当我们要描写一只小兔子，又不能准确把握它的颜色、动作、大小时，就会促使我们仔细地观察它，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观察能力；当我们要赞颂老师时，就要思考如何才能摆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思维定势，寻找新的突破口，这便培养了我们的创新思维的能力；当我们要写友情时，也会引发写作亲情的设想，这也就是发展我们的联想和想象思维能力的过程……一言之，汉语写作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潜在智能不断开发、觉醒的过程。每一次写作活动的终点，都有可能成为又一次写作活动的起点。朱光潜曾说：“写成的字句往往可以成为思想的刺激剂”，由于它的刺激，“新意自会像泉水涌现，一种新意酿成另一种新意，如此辗转生发……”[18]诗人王家新也主张：“在写作时往往有很多东西出现，我感到写一首诗的同时，要写好几首诗，但为了这首诗不得不把其他东西放弃掉。”[19]可以说，“写作的过程是对创造性思维不断引爆的过程，如同放鞭炮一样，一次迸发引发另一次迸发；由一个形象引发另一个形象；由一种新意引发另一种新意；由一种构思引发另一种构思；一种结构引发另一种结构……如此在写作中相互刺激，不断生成，人的大脑将越写越灵敏，越写越聪明，越写越易激活思路，越写越易找到新的写作点。正因为如此，教育界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学习通过写作’。”[20]

6.汉语写作的任务

汉语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的任务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6.1准确表达作者的情感，揭示作者的内心世界:汉语写作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精神创造活动，无疑要将情感表达作为其首要的职责。情感是人所独有的特征，它是将人同一切动物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而情感总是需要进行自我宣泄的，需要向他人传达的，而汉语写作活动恰恰承担了这一重要的任务。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读者不仅可以在作品中体味到作者的特定情感，把握作者独特的内心世界，还能不自觉地将其内化，与自身的情感经历进行融合，亦即实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南唐后主李煜所作的《虞美人》一词便是很好的范例。其时南唐已被宋攻破，李煜被掳，一代皇帝竟过起了遭世人耻笑的囚徒生活，昔日曾带来无限风光的江山、美人、权力瞬间化作了过眼烟云，悲凉懊悔之感难以名状。《虞美人》一词凭借其凄恻哀婉的音韵，虚幻迷离的意象，将作者当时沦为阶下囚的心境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读来如泣如诉，裂人心脾。由于作品对于作者情感的精彩表达，这位具有悲剧色彩的末帝形象已然呼之欲出了。

6.2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对象进行广泛的认识与揭示:对于现实生活的全面、感性、具体的认识是写作的一项基本任务。这种认识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于生活知识材料和现象的认识。汉语写作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每个人的阅历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总是有限的，人们对他不了解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渴求，即使对他每日接触的世界也存在着难以把握的因素，这便需要写作生动鲜活、呼之欲出的描写予以揭示与反映，这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表现方式，是其它知识所无法替代的。读者从作品中认识到的不仅有当时的社会心理、时代风貌，更有作品涉及的文化伦理、社会习俗等。这些知识极大地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促使读者准确深刻地认识社会人生。另一层面的认识较之前者更为深刻，它是对真理真相的认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形态的生活现象，已不同于日常生活中那些仅属于感性意识范围的东西了，它已是作家在一定审美观点和审美理想的指导下，经过作家理性意识的选择和过滤的生活现象了。因此，它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理性内容。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总是不同程度地渗透着某种深邃的理性意识成分，有的作品还会突破和超越作品所具体描写的感性对象的限制，上升到一种哲理的高度。有的作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绘，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真象，显示了社会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21]例如，对于不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情貌，尤其是不熟悉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状况的人来说，通过阅读《红楼梦》，不但会对大清王朝自王公国戚到贵族显要家庭内部的各种奢靡腐化的生活方式和其间的尔虞我诈有所了解，而且能够明白为何封建大家庭如“唿喇喇大厦将倾”地走向覆灭的必然性。再如，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时期，社会科学还未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而浪漫主义文学却已超前地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生活了。

6.3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与超越:这里所说的现实，“是一个哲学概念，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相对于过去、未来的现实概念，而是指人的现实生存，它相对于非现实的（自然的存在）和超现实的（自由的存在）而言。现实存在不具有超越性，它不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而是人的异化形式。现实意识作为现实的体验是现实存在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现实的意识，它肯定现实的合法性，而不能超越现实、揭示现实的局限。在现实生活中，人常常被现实蒙蔽，流行的观念、世俗的价值成为人对社会人生的优先把握。他意识不到社会和人的命运的不合理，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本性。人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的生物，要求从根本上把握现实，以超越性的体验，揭示现实的不合理性。”[22]汉语写作是一种审美体验的活动，是通过立足于未来进而对社会人生进行审视和把握的行为。它超越了现实体验的局限，达到了生存的自觉。汉语写作的使命正在于对不合理社会的无情暴露与抨击。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写作对现实的批判是审美批判，它是不同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后者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侧重于以一种现实观念批判另一种现实观念，而前者则是以自由的意识来对现实总体进行批判，关照的是人们的普遍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诗经》、《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等作品都大力讴歌爱情、强烈控诉封建主义对爱情的摧残和扼杀；现代性曾是理性的公认代表，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许多作家在现代性萌发之初，便敏锐地觉察到了其背后隐藏的深刻危机，觉察到了人类在生存中所遭遇到的孤独与空虚：浪漫主义以反叛现实回归自然的方式来逃离现代性，现实主义以人道主义来揭露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则侧重彰显人的异化以对抗现代性等等。汉语写作通过这样的批判与超越，旨在加强社会意识中的反思维度，使人们对现实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迷失方向，丧失自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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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转引自杜培华．面对王家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2003年第11期，第178页

[20]姚国建.基础写作[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1]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22]杨春时，余兆平，黄鸣奋.文学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