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翻译视角下的中国科举制度对外传播分析

汉英翻译视角下的中国科举制度对外传播分析

丁博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0

摘要: 科举制度是隋朝时期开始，于唐朝时期发展，由宋朝时期完善，明朝起开始成熟，到清朝时期已经达到极致，最后终止于清朝末期，于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被废除，不代表我们可以否认它存在的价值，反而应该理性地加以审视。如今中国国际地位日益强大，文化自信、文化建设亟待提高。而翻译，则是对外文化传播的有效桥梁。我们将主要从 “翻译策略“和“翻译内容的选择”两个角度，对科举考试制度对外传播做出分析。在“翻译策略”维度指出，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下的产物，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必要工具，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国外制度体系下并无文化对应以及文化相似，所以在翻译策略角度下采用异化法和注释法进行汉英翻译利于最大程度上的保留科举制度的文化内涵，又有利于国外受众群体的接受。在“翻译内容的选择”维度指出，应选择中国封建制度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某几个时期的科举制度，进行信息整合，重点翻译，在对外宣传上可以摆脱传统汉英翻译下原文本枯燥无味、内容平实的现象，更好的向国际友人展示中国文化。

关键词：翻译；文化自信；科举制度

1.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重视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工作，主要通过译者的翻译、以多语种外文书刊编译、对外贸易公司及驻外机构等为媒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多语种的文化对外传播活动及文化艺术团体的互访交流。这些多语种的外文书刊有英法文版《中国文学》多语种的《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后改为《今日中国》）、《北京周报》等，在他者语境建构了比较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其中，于1951年国庆创刊的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在政府指导下面对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是全面的，包括古代经典及现当代文学创作^[1]。从传播学理论上讲，英文版《中国文学》等外文书刊对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使中国优秀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行传播与交际就是跨文化的传播。虽然像《中国文学》《北京周报》等外文书刊的跨文化传播使中国文化被异域读者一定的认知与理解，产生一定的影响^[2]。所编译的作品多为宣传政治思想，宣讲执政理念，不能完整地表现文学作品本身的真正思想内涵，不能准确丰达原作的创作意图进而导致国外读者的误读。

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双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文化隔阂、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因素产生的文化折扣常常影响了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及被接受的成效^[3]。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说过，中国现代小说在英语国家的读者中间还没有火热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远离西方，这就不可避免地妨碍阅读习惯与中国文化极不相同的读者理解中国文学。例如，曾经有设计者把蒋子龙有关工业题材小说选集的封面设计为正在冒烟的烟囱，该图无疑正是当年我国工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与象征。然而，当时西方人反对工业污染，他们一见这幅画面就很反感。由于中外文化差异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熟悉，中国文化不被其它地区受众所接受而产生的文化折扣，影响域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或理解，甚至导致减值解读。那么对于流传于我们国家千百年的科举制度，在对外传播中必定会有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双方意识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产生的理解错位。对于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建立的分析式的哲学思维体系，科举制中泯灭人性、腐朽无能的八股文是不能被理解的，而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明廷根据其具体情况实行的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罕见的体现了西方社会推崇的法治精神，所以在翻译时我们要做好取舍^[4]。

二、科举制度简介

科举制度，是继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秦汉时期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一种新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立科目进行考试从而选拔官吏的一项考试制度^[5]。这一制度在隋朝时期开始，于唐朝时期发展，由宋朝时期完善，明朝起开始成熟，到清朝时期已经达到极致，最后终止于清朝末期，于1905年被废除。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日，清朝政府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标志着科举制度被废除。科举制度终结了门阀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官场垫断局面，开启了“学而优则仕”的时代。门第、血统不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仕途的先行条件，寒门士子只要通过自身努力，在科举中考取功名，就将仕进有路科举给予了他们“朝为田含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6]。在明朝时期科举更是将这种公平、公正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明朝时期规定，只要是属于良民户籍（军、民、匠、灶）的子都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由此可见明代科举制度有着极高的开放性。同时明代科举针对科场上不同的事务，专门设置各种官职，如明代会试设置帘内官（主考官、同考官负贵出题、阅卷、取士，帘外官（知贡举官、监试官、提调官、印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收掌试卷官。巡绰监门官、供给官等）负责贡院准备、所有考务与供给，帘内官与帘外官还实行隔离制度，严格把控取士的质量，以及确保公正公平原则的实现。

^[7]科举制度是在荐举制度上发展起来的，隋统一全国后，中央将官吏选拔之权收归中央，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进士科，以“试第”取士，创立了以公开考试按照考试成绩作为标准的选官制度择优选才^[8]。

科举者，设科举士也，隋科举有秀才、进士等科，取才不多，因隋二代而亡，史料记载甚少无由得知。唐代时期科目特别多，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仅明经一科，就又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礼、三传及史科之别唐代的科目众多，特别重视进士一科，科举为大唐的统治者的确网罗了不少人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坑害人才形成鲜明对比^[9]。宋代开始由官府设立学校，延纳科举考生先入学学习，王安石执政时期，本着变法维新观点，对于科举考试有所改革，基本点就是尽罢科举诸科只留进士一科更重要的是以前进士一科只试诗赋，改制后一律一并试经义策论。这是科举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认为古代取士最先本于学校，学校不流行不符合古制，应当逐步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但是由于新旧党争，些都未能贯彻。变法之后对科举的影响甚深，由于王安石尽罢诸科，使得诸科一罢不起，最受尊重的明经科所试皆为背诵强记之意，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变法之后，科举科目就以进士为主。到了明清时期的科举制，科目都有所增加，明太祖增加文武科举取士之法。明代较前代不同的是应试之人都出自学校学校设立之初是出自宋代的范仲淹的建议，但是在明代才具体实施^[10]。清朝时代的取士制度，同样沿袭明朝时代，也同样是学校与科举制并行，但是清朝时代在考试科目和内容上与前代都有区别，满族人与汉族人有不同的考试内容，且清朝时代的考试内容趋向八股文，更加严格和程序化，同时也进入僵化和衰朽时期。特别是在封建王朝的后期，科举制度日益僵化，体制、形式、内容大大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束缚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1903年在西学东渐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下科举制度被康梁等维新派力主维新变法屡次上书皇帝请求废除科举振兴学校，清朝政府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颁布废除科举的命令，科举趋势制度自隋唐盛行以来被永远的废除了^[10]。

三、科举制度对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选取

科举制度的对外传播实质上是跨文化交际传播。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就是来自不相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12]。上世纪80年代初跨文化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倍受外国语界、传播学界的关注，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撰写跨文化传播著作，跨文化传播硏究逐渐发展起来，涉及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管理、跨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文学、跨文化翻译等等多方面。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为建构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13]。基于跨文化传播下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选取适合科举制度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翻译策略是为翻译文本和翻译受众群体所服务的，文本的类型和受众群体决定了翻译内容的方向和意义。中国科举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制度的逐步确立，各类巩固君主权利制度的演变催生下产生的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制度。科举制度本身是一项有利于选拔能人贤士、为国效力的工具，但是出生于封建制度，孔儒思想的中国，又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其背后蕴含的中国特色文化耐人寻味，非三言两语可解读清楚。结合对外传播下的思考分析，国外文化中几乎没有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字符，甚至也没有类似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文化的类比对等。若要最大限度的将其精髓传递国门，缩减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偏见。我们需要采用异化法和注释法来实现功能语言上的对等。加之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异化法的运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归化法更能让受众群体通俗易懂，但是异化法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科举文化的精髓以防止翻译过程中的功能性丢失。注释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异化法下文本的易读性，使译文更能被接受。

四、科举制度对外传播中内容的选取

翻译中最忌讳逐字逐句翻译，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在思想、社会、交际、内容等多方面的碰撞交流，并不仅仅是table和桌子的简单对应^[14]。翻译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翻译内容的选取是否能在最大程度上展示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科举制度的对外传播翻译，我们舍弃从历史时间轴线的枯燥翻译，选取某几个阶段下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和问题进行翻译，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法。从科举制度被废除，脱离不了时代社会与制度本身两大原因出发分析，综上所述来选取翻译内容，将带给受众群体更高的阅读兴趣。同时这种问题探究式的翻译内容选取，符合西方分析性思维下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合于受众群体的思考模式。

五、总结

科举制度被废除不是科举考试制度一无可取，它在历史时空的静止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它曾经存在的价值。通过对科举制度各种问题的探究和反思来选择适合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是符合当前宣扬文化自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第32、35、34页。

[2]王催春: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语征与本体特质，《东南传播》2012年第11期，第26，22页。

[3]刘杨: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00页。

[4]牛明铎.明代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考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7(01):113-118.

[5]佘朝虎.传统科举制度化对当代政治社会化的启示[J].新西部,2019(14):102-103.

[6]（明）赵官.后湖志卷一事例七［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7]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04243

[8]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M］.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55.

[9]王洪亮段建丽古代科举制对现行高考制度改革的启示［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11）114

[10]涂春花从科举看高考制度存在的必要性［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