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史探析

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史探析

桂林

东莞图书馆茶山分馆 523000

摘要：书籍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图书汇集、存储、整理、传播场所的图书馆更是随之出现，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发展。虽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所区别，但却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一个历史阶段下的图书馆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梳理了解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对于做好新时代下的图书馆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图书馆；发展史；规律

图书馆是承载汇集、存储、整理、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和中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图书馆产生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起源与文明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文字产生并广泛应用后，记载保存各类信息的载体逐步增多，具备图书馆功能的各类藏书场所也因此应运而生。

中国历史上，藏书之所称呼有很多，“府、阁、观、台、殿、室、院、堂、斋、楼”皆有，但并未冠以图书馆名称。经学者考证，图书馆一词最早在我国的记载是《教育世界》1894年所刊出的《拟设简便图书馆说》一文中出现，从日本传入我国使用，属于外来语。

一、古代图书馆的起源

就文字的产生来说，古代典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在各种传说中有类似的内容，如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等等。更不要说图书馆产生的记载信息了。但就图书馆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从夏朝开始，《吕氏春秋·先识》中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¹的内容，“载其图法”所指的就是图书收藏，而太史、内史则是管理图书收藏的官员，说明夏朝已经有典籍文献和专门管理人员。商周时期，流行甲骨文和钟鼎文，形成了正式的应用，而且有了成文语法，那么作为保存甲骨文和钟鼎文的场所，其实已经具备了图书馆的雏形。在现代殷墟考古中发掘出的甲骨文文物集中一处，数量达数万件，也说明了商周时已经将记载文字信息的载体汇集储存。

在《周礼》中，对于负责记录帝王言行和国家大事的官职“史”作了明确的职责规定，无论是大史、小史、还是内史、外史都有相应职责。如“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小史掌邦国之志”等，对于文书的接收检查、缮写副本、收藏等作了规定²，《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第三》里说：“老子者，姓李氏，名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所谓“守藏室之史”，就是专职掌管国家文物典籍的史官，其实这些都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朴素的馆藏制度，有藏书，有管理人员，有相应职责和制度。

二、古代图书馆的发展与演变

古代图书馆的发展与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联系，形成于汉，发展于魏晋，昌盛于隋唐，辉煌于两宋，演变于明清。同时，古代的图书馆又分为政府图书馆和民间图书馆，前期以官府藏书为主，后期官府藏书和民间藏书共存，共同繁荣。

秦汉时期，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一大批图书和图书馆受到损毁，但作为秦朝中央的王宫却仍然保留了大量藏书，民间医乐稼植等不涉政事的专业技术书籍也保存下来。汉代，竹帛书的大规模使用和纸的发明，对于文化的传播所产生的意义可以说是巨大而重要的，而且，作为统治阶级也相应的注重藏书。汉惠帝取消了禁书令，汉武帝时征遗书，立五经，立太学，以官禄相引诱，“勅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³，集中了一大批图书，图书馆也随之而发展起来。又设立抄书人员，制定书籍的相关标准和编目，刘向编成《别录》，刘歆编成《七略》，《七略》类目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略术、方技略，录有图书596家，13269篇（卷）⁴，对图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为后世的图书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官府藏书外，两汉时还有私人藏书，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藏书数量很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纷争，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藏书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较两汉有所衰落。三国时，曹魏和蜀汉、孙吴都设立了官府藏书，提倡建设图书馆，设官管理，收藏典籍。西晋代曹魏统一后，承袭曹魏藏书，曹魏《中经簿》中所记的图书全部得以保存，同时又进一步的扩大，收集补充编成《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⁵，据学者考据图书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⁶。南北朝时，南朝宋齐梁陈四朝更国换代频繁，北朝虽有短暂统一，但各类争乱不断，图书馆建设虽然有《四部目录》、《七志》、《四部书目》、《五部目录》、《七录》等编目整理成果，但基本处于倒退。“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硃之乱，散落人间”

⁷，由此可见一斑。这一阶段的民间藏书普遍，普通百姓家有藏书，达官显贵家有藏书楼，“四境之内，家有文史”，藏书现象兴盛。

隋唐时，由于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官府藏书迅速发展。开皇九年（589年），将全国工书之士召至秘书内整理藏书，写为正副二本，藏于富中，即内外三阁。唐代时，由于国力强盛，又出现了贞观之治等经济大繁荣，文化事业可以说辉煌发展，官府藏书发展到了写本书时代的顶峰⁸。当时设置有弘文馆、集贤殿书院、史馆、崇文馆、司经局，均由不同级别和不同数量的官员任职管理，建立了藏书管理制度，同时收藏了大量图书，仅集贤殿书院在天宝三载（744年）藏书“经库有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从三载至十四载续写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而且所藏书籍均有目录。至七八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书店，图书得以买卖交易，逐渐出现了民间的图书馆，多数以私人所有，其功能也大多是私人藏书⁹。唐朝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毁坏，官藏亡散殆尽。虽然后期统治者力图恢复，编目整理，千钱购书，但与前期相比，无法重现辉煌昌盛。

宋代时，建立昭文馆、集贤馆、史馆，负责著、校、藏，可以说是国家的图书馆。另外印刷术的出现，为图书出版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是活字印刷，使得图书出版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宋代国家藏书，还有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以及龙园、天章、宝文、显谟、徽宗、敷文等六阁藏书，还有太常、太史、博士藏书，地方州县的州学、书院也有藏书¹⁰。这一时期的民间藏书也相当发达，民间图书馆所藏书籍数量极多，藏书的所有者也是图书馆学家，对图书的管理收藏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设有“借本书库”，允许来京应试的考生任其借阅，形成了借阅制度，宋徽宗还设有专管外借书籍的管理人员，官名曰“库子”¹¹。宋代图书馆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类书的大量编纂，所谓类书即将群书的内容分门别类集辑成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就是宋代编纂的四大类书。宋代编纂类书，是当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图书馆学发展的产生结果，能够让读者直接读到所需内容，又有引用书目，方便直接，其实质是已经是图书馆发挥社会职能作用的体现。同一时期的辽和后续的金，也设置有秘书监，管理藏书典籍。

明朝时，图书馆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民间图书馆的发展，但是明朝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馆，即文渊阁的设置，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年），文渊阁藏书有二万余部，近一百万卷，有刻印本和手抄本。永乐年间，由解缙总编的《永乐大典》书成，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手工书写，约3.7亿字，嘉靖年间又重录正副二本，但明亡后，《永乐大典》多半遗失，清末时又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盗窃掠夺，国内所余不足千册。明代民间图书馆据考证著名的有427个，如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多册，天一阁藏书七万多卷。天一阁是现存最古老的民间图书馆，清乾隆以后，屡经盗窃，散失甚多。解放后清理查验，仅存一万三千多卷，大部为明代地方志和登录科。这一时期的民间图书馆，重视图书收集、整理、校订和目录编制，建立了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严密保管。但是所藏图书不轻易外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发挥。

清代图书馆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全部官府藏书，对图书极其重视。民间兴起藏书楼，藏书丰富，种类繁多，大量的图书被保存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思想的萌生产生了催化剂的作用，对现代化的图书馆藏书立下了大功劳。随着藏书的增多，为了解决检索的问题，出现了分类管理法，这也是我国分类法最早的雏形¹²。

清代先后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类书，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分为6汇编，32典，6190部。《四库全书》的编纂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才由武英殿刻板印行。编纂中，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仅抄书人员就多达3800人，编纂耗时十年。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全书包括图书种类达3481种，79309卷，收录范围是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所有重要著作，总共抄写了七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沈阳文朔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被称为内廷四阁，后又抄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被称为“南三阁”，北四阁不对外开放，南三阁可以供人阅览。

鸦片战争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图书馆不能维持，所藏书籍又被盗掠，陷入衰落，大量珍贵藏书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夺至国外。同时，这一时期一些开明的士绅阶层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普及学校和图书馆，使图书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政府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官书局开设一文中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图书馆”，正式提出图书馆之名。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建成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邮传部建立图书馆，专门收藏与交通邮电相关图书，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图书馆。

古代中国的图书馆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普遍为上层社会和士绅知识分子使用，大多数人之间文献信息的交流是一种无组织状态，这种交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偶然性或随机性¹³。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图书馆几乎没有，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相关联，而且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不具备发挥社会功能作用的条件，也不可能去发挥社会功能，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结语

纵观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和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一是明朝以前，古代藏书和图书馆基本以官府藏书为主，其后，民间藏书和民间图书馆迅速增多；二是官藏图书和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具有政治目的，为统治阶级服务，价值导向单一；三是无论是官府图书馆还是民间图书馆，都形成了朴素的图书馆管理、编目、整理、分类制度，为现代图书馆管理奠定了基础；四是图书馆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密切联系，成正比发展，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繁荣则图书馆兴盛，藏书丰富，社会动荡则图书馆衰落，藏书遗失，焚毁，充分的说明了图书馆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

1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M].林宇宸,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184.

2 李朝先,段克强编著,中国图书馆史[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41.

3 李朝先,段克强编著,中国图书馆史[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71.

4 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62.

5 〔唐〕魏征,令狐德撰,隋书·经籍一[M].志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97.

6 李朝先,段克强编著,中国图书馆史[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101.

7 〔唐〕魏征,令狐德撰,隋书·经籍一[M].志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97.

8 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M].1985，101页。

9 马浩然,浅析中国图书馆发展史[J].报刊荟萃,2017(9):93.

10 李朝先,段克强编著,中国图书馆史[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176.

11 时红明,简说中国图书馆发展史[J].农业网络信息,2014(5):55.

12 马浩然,浅析中国图书馆发展史[J].报刊荟萃,2017（9）:94。

13 陈颖波,国内图书馆现代发展史述略[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