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受众导向的不足及其应对

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受众导向的不足及其应对

唐丽雯

常熟理工学院

[摘  要]：引导高校群体价值观念、加强意识形态向心力是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应有之义，因此风险防控措施更应注重以受众立场为导向。基于受众视角，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存在对受众定位不清，防控途径单一，评价体系片面等问题，必须从高校受众群体特征出发明确政策导向，优化防控形式，完善考察指标。

[关键词]：意识形态；受众导向；防控途径；评价体系

一、基于受众立场开展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逻辑进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1]”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必须牢牢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作为意识形态向心力形成的关键环节，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指导方向决定了其防控效果的好坏。而作为防控对策所作用的对象，受众的获得感是意识形态引导取得效果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3]，在高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就必须对受众导向进行深入分析，厘清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受众定位。

与传统语境下高校受众获取信息渠道主要来自报刊杂志等线性渠道不同，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受众的信息来源渠道正从线性渠道转向网格化渠道，其最重要特征就是信息的多元化与信息来源主体的多元化与国际化。同时，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高校受众的信息积累都有了较大提升，因此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抨击的效果大打折扣，取而代之的是真假掺杂、歪曲篡改具体事件内容等不易察觉的手段。最后，受众层面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形势的变化还体现在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开展民族自豪感打击等层面。

二、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受众导向的不足之处

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不断的大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受众导向的应然逻辑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当前防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4]。

首先是宏观政策的指向性不强。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领域，也有着较为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予以支撑[5]，但从现实效果来看，由于宏观政策的普适性及原则性，细化到受众导向层面没有明确的方针措施予以落实。在新媒体语境下，一方面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渗透信息以微观化、新颖化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防控措施的政策规范尚处于较为笼统的阶段，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模棱两可，心领神会而又无从下手。其次是对受众群体的认知方式变化应对不足。当前，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仍然主要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座、主题活动等形式。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6]，高校思政课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高校群体认知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样值得我们关注[7]，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直播、影视剧等已经成为其重要乃至主要的认知方式。由于对这些新的认知方式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分析，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呈现出防控途径较为单一的局面，往往效果欠佳。最后是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评价指标不够全面。由于主要借助课程、讲座等传统形式，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考核重点往往注重开设了多少课程、讲授了多少知识、开展了几次讲座等容易量化的指标。反映到风险防控效果层面，就是奖评价指标重点落在举措，而未落在受众群体的获得感层面。从风险防控理论而言，了解风险防控规则是重要前提，但最终落脚点应当在使受众自觉树立起风险防控的意识[8]。

三、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受众导向不足的应对路径

新的认知方式与意识形态渗透形式使得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必须从实际效果出发，考察受众在意识形态防控措施下的获得感，并据此作出防控路径的调整。

首先是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强化宏观政策落实到受众身上的可操作性。针对新媒体及全球化等新形势，必须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等新领域将增强受众获得感作为重要出发点，同时针对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影视剧等具体领域设计相应的防控措施，如规范网络大V发言，强化影视剧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等。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要注重树立受众的自觉意识，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尊崇[9]。其次是深入研究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受众的认知方式，因病施策，制定具体的受众意识形态认知引导措施和风险防控措施。对于隐藏在常规信息之下的意识形态渗透信息必须坚决打击取缔，同时对其信息来源渠道加强监管，避免死灰复燃或阳奉阴违。对于淡化民族精神、模糊英雄事迹等不易察觉的信息来源渠道要加强引导，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10]。对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受众基础较好的渠道，应通过总结优化等途径加以强化。最后是立足受众的获得感维度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评价指标。政策导向的确定化及受众认知视角的防控措施优化分别是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前置阶段与实际操作中的重点，而要使得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得以长久运行，就必须完善评价指标，形成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针对当前注重从显示度较高、容易量化的指标等层面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评价体系必须将风险防控的实效纳入评价体系，并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予以修正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001).

[3]张东刚,刘伟. 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N]. 人民日报,2021-12-03(013).

[4]周浩.习近平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05):100-108.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12.

[5]陈宝,张晗琦.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制度化建设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06):183-188.

[6]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7]刘化军,刘家荭.全媒体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研究——基于云南高校的实证分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4):129-142.

[8]蒋燕玲.强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论析[J].中国高等教育,2021(06):34-36.

[9]周芳,任怡.坚决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四个维度[J].人民论坛,2021(Z1):156-157.

[10]詹志华,黎林娟.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2):58-59.DOI:10.19865/j.cnki.xxdj.2020.22.020.[5]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人民出版社, 1998.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媒体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路径研究（2021SJB0713）》和常熟理工学院思政课题专项项目《全媒体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路径研究（SZ2096435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