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力理论视阈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能力理论视阈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孙丽丽   陈鑫鑫  胡苗苗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目的：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方法：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启示：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关键词:贫困治理; 能力型盘困; 能力剥夺; 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孙丽丽（1998-），女，江西新余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 胡苗苗（1998-），女，江西省九江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农业。 陈鑫鑫（1999-），男，江西赣州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

一、能力剥夺与贫困:研究动态

学术界对能力的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倡导的分工学说和劳动能力理论。在这一基础上，多位杰出的学者进一步丰富了能力的理论研究。其中，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主体劳动能力理论深入探讨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财富生产能力理论强调了生产力的多维度价值；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则突出了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则揭示了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则强调了个人实现其潜在能力的重要性；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发展能力理论研究则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核心能力。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能力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石，为我们深入理解能力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财富的累积不仅依赖于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更核心的是劳动的生产效率，这种效率的提升关键在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而提升这一能力的有效途径则是通过学习和教育。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其全面发展依赖于实践活动的全面开展。通过参与社会实践，人的各种能力得以锻炼和提升。全面发展的个体，意味着“在各个方面都具备能力”，这实质上也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升华。李斯特对“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财富的原因”即创造财富的能力，具体表现为能够为国家带来持续财富和实力的劳动技能和生产能力。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财富生产力的培养与提升，这种能力相较于财富本身更为关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了一种“破坏性”的创新方式，与传统的技术发明不同，这种创新理念是将新技术融入生产过程，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舒尔茨则对资本进行了分类，将其区分为人力资本和常规资本。教育、研发、卫生等领域的投资能够提高个人的技能和智力，进而促进普通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这种投资被视为主体最大化长期收益的重要手段，并且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对传统发展观念的批判，摒弃了仅将发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等狭隘观点。他深刻洞察到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扩展，并将自由与发展视为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提升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森明确指出，发展的过程即是自由的扩展过程，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个体的自由。为了深入阐释自由的内涵，森引入了“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和“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两个核心概念。功能性活动着重描述了个体愿意参与或已经实现的多样化活动及其所处的状态，这些活动状态既涵盖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如营养充足、环境安全、避免疾病等，也涉及了更高层次的社会参与、自尊和社会尊重等复杂活动或状态。而“可行能力”则是由“功能性活动”衍生而来，它指的是个体可能实现的各种生活状态或条件。在本质上，可行能力被视为一种自由，是个体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实质自由，或者说是个体实现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通过对贫困人口生活状态的深入研究，森将贫困问题深入剖析到个体福利及其影响因素的层面。他提出贫困本质上是能力的剥夺，这种剥夺既可能源于年老、残疾和患病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可能由于个体无法控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如教育资源匮乏、社会保障不足和发展机会不平等所导致。这一观点为理解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发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增长，更是社会层面个体能力的全面提升和环境的全面改善。自1990年首次发布《人类发展报告》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始终致力于从多维度、深层次地呼吁全球共同关注人类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人类发展能力的增强。这种对发展能力的关注，不仅体现于学术层面对能力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和拓展，更体现于实践层面基于其宗旨所进行的能力建设活动。为全面、综合地评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这一概念。这一指数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并对全球各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制定及其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工具，更是推动全球关注人类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工具。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能力问题的理论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能力理论的研究脉络可以从不同学者对能力内涵和类型的多样化理解中得以梳理。具体而言，根据能力的起源特性，能力被区分为内生能力与外生能力；从功能特性来看，能力涵盖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等方面；在空间维度上，能力则涉及国家能力与区域能力等层面；而在主体特性上，能力则包含了个体能力、企业能力、组织能力和政府能力等多元化主体。

综合审视当前学术界关于能力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理论拓展源于三个层面。首先是基于古典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主体能动性的能力理论，这一理论从哲学层面为能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经济学内涵亟待进一步挖掘；其次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已发展成为一门重要分支，并广泛应用于微观经济活动分析中，然而，其与能力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人力资本与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厘清；最后，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实践中产生了显著影响，但针对我国具体国情，该理论的应用与创新仍有待深入探索。

二、不同视角下的能力理论

鉴于能力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展现出的积极力量，其研究和发展应基于参与对象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具体而言，发展能力的探讨可以从两个基本视角展开：主体视角和客体视角。主体视角侧重于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审视客体与整体环境的互动关系；而客体视角则聚焦于从客体的角度，观察主体在整体环境中的行为模式与影响。这两种视角的引入，相应地形成了能力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如图1），为进一步深化能力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论指导。

图1 能力研究基本范式

从客体视角深入剖析，发展能力实质上体现了经济资源要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展现出的主体的活跃性和能动性。关于社会经济活动，它具备双重理解维度：静态与动态。从静态层面解析，其涉及的是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企业家才能等多元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而从动态层面观察，它聚焦于这些经济资源要素组合效率的持续优化。因此，评估发展能力时，应全面考量资源组合的合理性及其组合效率的变动趋势。鉴于经济资源的多元性，可将其细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维度。基于此，发展能力的分析亦应涵盖这些方面。相关的核心概念与范畴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利用、资源禀赋的合理利用、要素流动的顺畅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资本融通的效率、技术创新的驱动力、资产折旧的合理处理、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创新、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投入产出的经济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市场竞争的活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些概念与范畴共同构成了评估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框架。

从主体视角的学术探讨来看，发展能力主要是指广义的“人”——作为特定经济主体，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所展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框架中，“人”是发展能力的核心载体。鉴于现代经济发展中分工协作的深入需求，“人”通常以家庭、企业、政府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等群体形态出现。因此，主体发展能力可以细化为四个维度：个体发展能力、企业发展能力、政府发展能力和组织发展能力。这些维度对应的核心观念与范畴丰富而多元，包括但不限于：资源的有效占有与利用、资本的积累与增值、知识的获取与运用、风险的识别与承受能力、研究开发的创新能力、公共关系的管理与维护、企业内部的创新机制与策略、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改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实施、经济调控的策略与效果、环境保护的责任与行动、公众监督的机制与效果、利益冲突的协调与解决、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社会分工的优化与调整，以及组织内部与外部的能力建设等。这些概念与范畴共同构成了分析主体发展能力的学术框架。

三、能力研究的功能范式: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在深入借鉴马克思、李斯特、熊彼特、舒尔茨、森等学者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发展能力理论后，本文认为发展能力的根源在于生产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孕育与提升。在能力建设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它们本质上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客体无法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而主体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客体的支撑与推动。

因此，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发展能力，必须将主体与客体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它们之间的“功能”关系出发进行考察。这种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具解释力的逻辑起点出发，深入探讨与贫困相关的问题。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发展能力的内涵与外延，而且能够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深入考察能力形成与提升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时，发展能力可细化为三个核心要素：“基本能力”、“能力环境”以及“能力提升机制”。基本能力是指农民为实现脱贫增收所具备的基础个人素质，这涵盖了年龄、性别、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多个维度。其中，年龄和性别等属于先天性因素，难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而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虽然具备可塑性，但变化周期长且难度大，也可视作相对稳定的因素。相比之下，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则可通过医疗、教育或职业培训等方式进行改善和提升。能力环境则指的是农民在脱贫增收过程中所处的外部环境，这涵盖了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多个方面。具体来说，它包括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市场供求关系、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政府提供的各类支持服务，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培训、扶贫开发、创业支持和金融支持等。尽管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和经济基础等环境因素具有稳定性，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但政府提供的支农项目、就业培训等服务则可通过政策调整和生产要素的优化来加以完善。一个优良的能力环境应当能够激励农民提升自身素质，并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能力提升机制则是连接“基本能力”与“能力环境”的桥梁，是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基本能力”是内因，“能力环境”是外因，那么“能力提升机制”则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桥梁。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何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民发展的外部环境，确保政府制定的脱贫增收政策能够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并转化为他们提升发展能力的实际行动。因此，构建一个高效的能力提升机制是实现农民脱贫增收的关键所在。

农民所具备的能力条件为xij,包含在基本能力集Xij之内。农民所在的社会环境记为zij,所处的能力环境记为Zij,由于农民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可以提供不同的发展机会,故zij属于Zij。农民i的增收能力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表现出来,用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Qij来衡量。判断农民i是否处于贫困,可以用下述公式:

四、农村贫困的本质:能力性贫困

农村贫困的根源，首先源于自然条件的局限、资源禀赋的欠缺以及历史累积的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这些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贫困的不可避免性，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深入分析农村贫困的成因，我们发现更核心的原因在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力匮乏。简而言之，农村贫困的本质是一种能力性贫困，其核心在于能力的不足。能力性贫困的核心要素从功能性的视角审视，能力性贫困可归结为三个核心要素：基本能力的欠缺、能力环境的不完善以及能力提升机制的不健全。基本能力的欠缺：农村贫困家庭在年龄、性别、智力、身体素质、知识水平、技术技能、思想观念以及家庭结构等方面存在先天性或后天性的不足，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所从事的职业和岗位选择，进而对劳动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产生基础性影响。能力环境的不完善：贫困家庭所处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外部要素支持不足，限制了家庭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配合，同时也制约了劳动力基本能力的提升。即便贫困农民有强烈的自我提升意愿，也往往因环境限制而难以实现。能力提升机制的不健全：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改善能力环境的措施往往难以精准地惠及到最需要的贫困农户。这表现为贫困农民在申请危房改造、贷款支持、项目扶持等方面面临诸多障碍，导致他们难以有效利用自身的基本能力和外部环境资源实现脱贫。

能力性贫困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呈现出多层面的表现。在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能力性贫困主要体现在家庭、自然、要素和制度等多个方面。家庭层面和要素层面主要反映基本能力的欠缺，如家庭成员的素质、技能以及生产要素的匮乏等。自然层面和制度层面则更多地表现为能力环境的不完善，如地理位置偏远、自然资源贫瘠、政策扶持不到位等。而农民基本能力和能力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织，则凸显了能力提升机制的不健全，这是导致农村贫困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贫困农村解除思想观念方面的桎梏,要以激发内生动力为核心,紧密结合扶贫开发,通过多种措施,改变贫困人群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大力弘扬倡导开拓、改革、创新、进取的精神;要改变自卑和自大的心理,破除畏难情绪和懦夫思想,弘扬发愤图强、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强自信的思想;要鼓励人们走出封闭、走出保守,不断开阔视野,不断拓宽发展空间;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消除知识贫困,特别是要从拓展义务教育内涵的高度,着力解决农村学前教育问题,彻底阻断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

五、农村贫困治理的核心:能力建设

从能力性贫困所具有的内在特性出发,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构建治理农村贫困的长效机制,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彻底治理农村贫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农村贫困治理,其核心思路是:在确保贫困家庭及人口的生存权利和基本尊严的前提下,改善环境,创新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全面提升贫困家庭及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