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观察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及治疗。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编委会编委收治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患有盆腔肿瘤，接受过盆腔放疗；（2）肠镜提示直肠有炎性反应或溃疡。排除标准：（1）放射治疗前有心身疾病史；（2）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阅读和理解手机展示的问卷中的问题；（3）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主客观管理分析（SOMA）自评量表、躯体症状健康量表（PHQ-15）、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来设计《放射性直肠损伤心理调查》电子问卷。通过微信群将该问卷发给编委管理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本研究观察指标：（1）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采用SOMA自评量表，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轻度（≤3分）、中度（4~6分）和重度（≥6分）；（2）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分别采用GAD-7、PHQ-9和PHQ-15自评量表进行评估；（3）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结果共回收71份合格问卷，41份（56.9%）来自广州。71例患者中，男6例，女65例；年龄（55.7±9.3）岁，<60岁者48例（67.6%），确诊放射性直肠损伤中位病程2.0（1.0，5.0）年。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轻度18例（25.4%）、中度27例（38.0%）、重度26例（36.6%）。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率：无合并症的患者共12例（16.9%）；发生焦虑、抑郁或躯体症状障碍的患者共59例（83.1%），其中2例患者只合并焦虑、1例患者只合并抑郁、9例合并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焦虑+抑郁、4例合并焦虑+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三者并发者40例。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轻-中度组患者相比，重度患者的焦虑和躯体症状障碍的严重程度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3，P=0.032；Z=-2.045，P=0.041）；但两组患者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Z=-1.176，P=0.240）。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分与患者的焦虑（r=0.300，P=0.013）、抑郁（r=0.287，P=0.015）及躯体症状障碍（r=0.344，P=0.003）程度均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病率极高。有必要加强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断及治疗，以减轻患者盆腔会阴疼痛等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前，放射治疗（放疗）作为直肠癌的辅助治疗手段已在临床广泛应用，虽然其在降低肿瘤分期、提高手术保肛率、减少肿瘤复发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但是对患者肛门功能的损害较大，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肛门括约肌在肛门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放疗对肛门括约肌的损害作用主要有3点：（1）肛门内括约肌（IAS）胶原沉积增加；（2）肛门外括约肌（EAS）超微结构被破坏；（3）肛门周围神经退行性病变。本文从以上3点进行讨论，以期为临床如何降低放疗导致肛门功能不全的发生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简介：【摘要】目的 观察冠心病（CHD）心力衰竭（Cardiac Failure，CF）经美托洛尔（Metoprolol Tartrate Tablets，MTT）、曲美他嗪片（Trimetazidine，TMZ）联合治疗血管内皮功能、心肌功能指标变化。方法 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本院收治的CHD-CF患者169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84例和观察组85例，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药物治疗方法，观察组采取MTT+TMZ联合治疗方法。对比两组临床疗效、血管内皮功能、心肌功能指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NO水平高于对照组，VEGF、ET-1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LVESD、LVEDD水平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不良反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MTT联合TMZ治疗CHD-CF临床应用效果十分显著，可改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和心肌功能，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预后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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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笔者最近读到一则案例,班主任出于德育的目的,通过观看地震灾难片的方式对小学生进行主题班会教育。伴随着学生的眼泪结束班会以后,教师自以为主题班会教育很成功,却不曾想,后期家长电话反映,地震灾难片主题班会教育带来的不是学生对感恩、爱心或责任感的领悟,而是一份恐惧。在这次失败的主题班会中,我认识到了小学班会的特殊性。针对案例中的问题,笔者想从三个方面谈一谈如何正确开展小学主题班会。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腹腔注射舒芬太尼对SD大鼠气道反应性的影响。方法将32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正常对照为A组(n＝8，腹腔注射生理盐水，3 ml)；实验组，B1组(n＝8，腹腔注射舒芬太尼60 μg/kg，3 ml)、B2组(n＝8，腹腔注射舒芬太尼90 μg/kg，3 ml)和B3组(n＝8，腹腔注射舒芬太尼120 μg/kg，3 ml)。第1天对4组大鼠进行气道阻力和气道反应性应用非侵入性气道阻力仪测定并作为参考基线。第15天按照分组要求对4组大鼠进行腹腔注射干预措施，测定腹腔注射后1、2、3、5、10 min气道阻力(specific airway resistances，Raw)(cmH2O·s)，第30天按照分组要求对4组大鼠进行腹腔注射干预措施，3 min后进行气道反应性测定。采用t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实验第1天，与对照组A组比较，B1组、B2组、B3组大鼠腹腔注射前基线气道阻力(3.27±0.74比3.35±0.65、3.30±0.81比3.35±0.65、3.41±0.68比3.35±0.6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30，P>0.05、t＝0.136，P>0.05、t＝0.180，P>0.05)；实验第15天，与对照组A组干预后1、2、3、5、10 min的气道阻力比较，B1组在1、2 min气道阻力(4.15±1.27比3.95±0.89、4.74±1.05比3.78±0.8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65，P>0.05、t＝2.010，P>0.05)，在3、5 min气道阻力(4.92±1.33比3.55±0.69、4.89±1.43比3.47±0.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86，P<0.05、t＝2.516，P<0.05)，在10 min气道阻力(3.86±1.28比3.41±0.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75，P>0.05)；B2组在1 min气道阻力(4.77±1.15比3.95±0.8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95，P>0.05)，在2、3、5 min气道阻力(6.01±1.47比3.78±0.85、6.95±1.68比3.55±0.69、5.75±1.52比3.47±0.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15，P<0.05、t＝5.295，P<0.05、t＝3.844，P<0.05)，在10 min气道阻力(3.95±1.18比3.41±0.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17，P>0.05)；B3组在1、2、3、5 min气道阻力(5.14±1.25比3.95±0.89、7.91±1.35比3.78±0.85、8.15±1.48比3.55±0.69、7.69±1.23比3.47±0.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94，P<0.05、t＝7.322，P<0.05、t＝7.968，P<0.05、t＝8.404，P<0.05)，在10 min气道阻力(4.16±1.08比3.41±0.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55，P>0.05)；实验第30天，4组大鼠腹腔注射后气道反应性阳性率为，与对照组A组(0%)比较，B1组3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2组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B3组8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腹腔注射舒芬太尼对大鼠呼吸系统的影响表现在气道阻力增加和气道反应性增高，并呈剂量依赖性。但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逐渐增加并达到高峰后，进而逐渐减弱。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微卫星稳定（MSS）极低位直肠癌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二期、单臂、开放性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报道。筛选2021年1—10月间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收治的cT1~3aN0~1M0、无法保肛的极低位直肠癌患者。研究纳入标准：（1）具有强烈的保肛意愿，愿意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2）18~75周岁，体质指数≤30 kg/m2，性别不限；（3）经肠镜、腔内超声和盆腔高分辨率MRI（增强CT）检查确诊为肿瘤下缘距齿线≤2 cm内的极低位直肠癌，治疗前分期cT1~3aN0~1M0；（4）错配修复蛋白（MMR）检测为MSS患者；（5）经组织病理学诊断为直肠腺癌；（6）患者依从性较好，能按要求来医院复查；（7）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0~1分；（8）常规实验室检查指标正常；（9）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既往具有恶性结直肠肿瘤病史；（2）合并肠梗阻、肠穿孔、肠出血等需急诊手术的患者；（3）已知对卡培他滨、PD-1单抗等药物过敏者；（4）病理提示为低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方法如下：使用长程放疗模式，对原发肿瘤和高危区域照射肿瘤剂量50 Gy（2 Gy/次×25次）；放疗过程中同步给予卡培他滨；首次放疗2周后添加PD-1抗体（200 mg/3周），放疗期间应用2个疗程PD-1抗体。放疗结束后给予卡培他滨单药或XELOX方案化疗，再应用2个疗程的PD-1抗体（200 mg/3周×2）。完成新辅助治疗后通过直肠指检、内镜、盆腔MRI等手段评估治疗效果，对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的患者行等待观察；肿瘤退缩不良甚至进展的患者根据情况进行根治性手术；对于肿瘤退缩良好，接近临床完全缓解(ncCR)的患者，经多学科团队讨论后决定是行经肛肿瘤全层切除术或进入等待观察队列。观察指标：（1）患者基本资料；（2）新辅助治疗及其不良事件发生情况；（3）后续治疗决策及随访情况。结果共入组24例患者，2例患者退出研究，4例患者仍在治疗中。完成治疗并进行评估的18例患者最终纳入分析，其中男性12例，女性6例；中位年龄55（39~71）岁；基线临床分期为：cT2N0M0 8例，cT2N1M0 2例，cT3aN0M0 5例，cT3aN1M0 3例。完成新辅助治疗后，初始疗效评估结果为cCR 7例，ncCR 5例，临床部分缓解6例。本组仅有1例患者出现3级以上的不良事件，1~2级不良事件共计发生30例次。7例cCR和1例ncCR患者直接进入等待观察队列，其中1例患者出现局部再生并进行Miles手术；4例ncCR患者行局部切除，之后重新进入等待观察队列（分别为1例ypT0，TRG=0；1例ypT1，TRG=1；2例ypT2，TRG=2）；6例临床部分缓解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至末次随访，直肠肛门保留比例为11/18，保肛比例为17/18。结论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应用于MSS极低位直肠癌安全可行，患者可获得较高的cCR率，有利于保留器官及肛门。

简介：无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的电力市场的深化改革，及人们对电力系统的可靠性要求日益提高，配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在供电企业供电服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基于此，本文就影响10kV配电网供电可靠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10kV配电网供电可靠性的措施，以供参考。

简介：摘要在电力系统中，数字化变电站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数字化变电站实现一次电气设备、二次电子装置的通信数字化，并实现统一的全站数据通信和数据模型平台，并在此平台上完成智能装置间的互相操作性。继电保护系统是数字化变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变电站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能够有效现实设备故障问题的扩大与影响。本文探讨分析了数字化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的相关内容，旨在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简介：摘要：双减背景主要目的是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轻松学习。传统的作业设计方式不适于新时代下的学生，初中英语教师理应改变作业设计方式，针对双减政策精简作业，保证作业的有效性。

简介：摘要本文对《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预防性肠造口中国专家共识（2022版）》的出台背景以及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如名称及相关概念的统一、预防性造口的临床价值及适应证把握、造口手术操作的原则及相关细节、手术前和术后造口护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简介：目的探析心力衰竭并发心律失常患者采用延伸护理干预的有效性.方法：将我院收治的84例心力衰竭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按照护理方法的区别分成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常规护理＋延伸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有效性.结果：数据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满意度评分、卧床时间、住院时间、胸痛改善时间等指标有明显区别（P〈0.05）;观察组HAD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延伸护理用于心力衰竭合并心律失常患者具有有效性高、患者满意度高等优势,值得全面推广应用.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同时性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同期手术的术前危险度评分体系。方法收集上海长海医院2010年1月至2019年3月行同时性结直肠癌肝转移同期手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随访其复发和生存状况，统计分析不同临床病理指标的患者预后情况，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以Cox分析中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为指标，每项危险因素计1分，按总分不同将患者分为不同组，分析每组中位生存时间、中位无病生存时间。结果共纳入234例患者，其中男性126例，女性108例，年龄(57.4±10.8)岁，中位生存期44.85个月，1年、3年、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7.3%、55.2%、22.9%。其中原发肿瘤位于右半结肠、术前癌胚抗原≥200 ng/ml、多发肝转移瘤、低分化腺癌/粘液腺癌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以上4项每项各计1分，将患者分为低危(0～1分)组和高危(2～4分)组。低危组(n＝174)和高危组(n＝60)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53个月和29个月，低危组和高危组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时间分别为21.34个月和8.48个月，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依据本研究结果初步构建了针对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的愈后预测评分体系，以期对该类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不同收治时期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同期切除术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21年4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收治的346例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行同期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17例，女129例；年龄为（58±12）岁。患者均行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同期切除术。观察指标：（1）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收治的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临床病理特征。（2）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收治的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手术及术后情况。（3）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收治的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预后分析。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术后2年内每3个月常规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癌胚抗原、CA19-9、腹部B超，每6个月进行胸部CT平扫检查、肝脏MRI和（或）CT增强扫描检查、腹部或盆腔MRI和（或）CT增强扫描检查，2年后每6~12个月检查1次上述项目至术后5年。术后每年检查1次电子结肠镜。了解患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1月12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1）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收治的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临床病理特征。346例患者中，2000—2010年行同期切除术59例；2011—2021年行同期切除术287例。2000—2010年收治的患者性别（男、女），基础疾病（无、有），原发灶淋巴结检出数目（<12枚、≥12枚），原发灶最大径，肝转移灶最大径，肝转移灶数目，术前治疗（无、有），术后治疗（无、有），辅助治疗（围手术期治疗、手术、其他）分别为47、12例，36、23例，19、40例，（5.5±2.4）cm，（2.1±0.7）cm，（1.6±0.5）个，59、0例，16、16例，0、16、43例；2011—2021年收治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0、117例，121、166例，58、229例，（4.2±2.0）cm，（3.0±2.0）cm，（1.9±1.4）个，208、79例，34、235例，74、29、184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8.73、7.02、4.07，t=4.40、-6.04、-3.10，χ²=21.05、28.82、26.68，P<0.05）。（2）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收治的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手术及术后情况。2000—2010年收治的患者手术方式（完全开放手术、腹腔镜+开放手术），手术时间，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并发症（无、有），术后住院时间（≤10 d、>10 d）分别为58、1例，（281±57）min，（5±1）d，33、26例，14、45例；2011—2021年收治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40、147例，（261±82）min，（3±1）d，233、54例，198、89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9.04，t=2.24、7.53，χ²=17.56、26.02，P<0.05）。346例患者无死亡。（3）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收治的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患者预后分析。346例患者中，295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7（1~108）个月。2000—2010年获得随访的29例患者中，27例死亡，中位生存时间为18.0个月（95%可信区间为12.7~23.3个月），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2.8%、11.5%、3.8%，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53.6%、8.3%、4.2%；2011—2021年获得随访的266例患者中，109例死亡，中位生存时间为54.0个月（95%可信区间为38.1~70.4个月），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3.3%、61.8%、47.0%，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68.2%、33.7%、28.3%；两者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7.57，9.17，P<0.05）。结论随着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同期切除术手术量增长，手术时间、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缩短，术后并发症减少，且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均显著提高。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腹腔镜辅助中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中盆腔腹膜重建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对肛门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入组2020年2月至2021年2月期间，在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连续行腹腔镜辅助经腹前切除术的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病例纳入标准：（1）肿瘤距肛缘≤10 cm；（2）接受腹腔镜辅助直肠癌经腹前切除术；（3）临床资料完整；（4）术后病理诊断为直肠腺癌。排除标准：（1）急诊手术；（2）既往肛门功能不良者或行肛门手术者；（3）术前诊断远处（肝、肺）转移；（4）合并肠梗阻；（5）手术中因各种原因中转开腹手术的患者。盆底腹膜重建方法：使用SXMD1B405（STRATAFIX螺旋PGA-PCL，Ethicon）。第1针从直肠左前壁向右侧缝合固定重建直肠，随后继续进针缝合至乙状结肠系膜根部，然后用Hemo-lok固定；第2针从第1针的起点开始，3~4针后，经左下腹套管针孔置入骶前引流管，随后继续缝合左降结肠外侧腹膜切口，最后用Hemo-lok固定。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Wexner肛门功能评分和低位直肠前切除综合征（LARS）评分；术后3~6个月进行盆腔MRI检查，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盆底解剖结构。结果共230例患者入组研究，其中58例术中进行了盆底腹膜重建（研究组），另外172例不进行盆底腹膜重建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研究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177.5±33.0）min比（148.7±45.5）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吻合口漏、吻合口出血、术后肺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全组共计发生吻合口漏8例，研究组2例（3.4%），经保守治疗出院；对照组6例（3.5%）中，5例（2.9%）经二次手术治疗后出院。术后Wexner评分和LARS评分，研究组为（3.1±2.8）分和23.0（16.0~28.0）分，均低于对照组的（4.7±3.4）分和27.0（18.0~32.0）分，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18，P=0.003和Z=-2.257，P=0.024）；LARS严重程度分级中，研究组重度者占16.5%（7/45），对照组则占35.5%（50/141），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4.373，P=0.373）。术后3~6个月盆腔MRI检查发现，小肠堆积于盆底的现象在研究组中的发生率为9.1%（3/33），在对照组中为46.4%（64/13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537，P<0.001）。结论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中采用倒刺线进行盆腔腹膜重建安全、可行，可能降低吻合口漏患者二次手术率，并能显著改善患者术后肛门功能。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早发性结直肠癌（EOCRC）与晚发性结直肠癌（LOCRC）患者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和预后的差异。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病理证实的结直肠腺癌，包括遗传性结直肠癌综合征，如Lynch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Peutz-Jeghers综合征、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和锯齿状息肉病综合征；（2）在上海长海病理登记系统中有登记信息。排除邻近器官的恶性肿瘤侵犯结直肠者、远处器官的恶性肿瘤转移至结直肠者、结直肠良性病变者以及复发性CRC患者。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结直肠癌登记病例资料，采用年均变化率（AAPC）来描述长期变化趋势，比较两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分子和治疗特征以及预后的差异。结果（1）发病趋势：共纳入34 067例CRC患者，其中EOCRC患者6 369例，LOCRC患者27 698例。2000—2021年间，EOCRC（AAPC=8.4%）、LOCRC（AAPC=11.6%）和CRC（AAPC=11.0%）病例数均显著增加。在EOCRC患者中，40~49岁组病例数最多（AAPC=8.3%），30~39岁组增长最快（AAPC=9.0%），<30岁组的AAPC为7.2%；男性和女性EOCRC患者的AAPC分别为8.8%和7.8%；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AAPC分别为8.7%、8.9%和7.9%。（2）人口学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中男性更少［58.4%（3 717/6 369）比63.2%（17 497/27 698），χ2=50.785，P<0.001］，直肠癌［56.1%（3 575/6 369）比52.6%（14 561/27 698），χ2=69.584，P<0.001］和结直肠多原发癌［2.1%（134/6 369）比1.2%（343/27 698），χ2=27.479，P<0.001］更多，但左半结肠癌［26.7%（1 698/6 369）比28.4%（7 861/27 698），χ2=7.511，P=0.006］和右半结肠癌［15.1%（962/6 369）比17.8%（4 933/27 698），χ2=26.300，P<0.001］更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临床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体质指数更低［（23.13±3.39）kg/m2比（23.44±4.46）kg/m2］，肿瘤直径更大［（4.6±2.0）cm比（4.4±2.0）cm］，血清癌胚抗原水平较低（中位数3.0 μg/L比3.7 μg/L），血清糖类抗原19-9水平偏高（中位数11.8 kU/L比10.7 kU/L），直肠癌位置更低［（6.1±3.6）cm比（6.5±3.4）cm］，腹痛［23.0%（749/3 254）比19.3%（2 642/13 687）］、里急后重［1.6%（52/3 254）比0.9%（124/13 687）］和腹部肿块［1.1%（37/3 254）比0.7%（98/13 687）］的发生率较高，各种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脑部疾病）［36.64%（1 191/3 254）比60.5%（8 276/13 687）］、伴发息肉［9.4%（305/3 254）比14.7%（2 016/13 687）］和伴发其他癌症［1.8%（57/3 254）比3.2%（435/13 687）］的比例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4）病理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溃疡型肿瘤更多［68.1%（2 216/3 254）比64.4%（8 817/13 687）］，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更多［17.9%（544/3 254）比11.6%（1 495/13 687）］，脉管浸润和神经浸润更多［分别为：22.1%（285/1 291）比17.5%（1 203/6 864）；29.7%（386/1 299）比22.4%（1 541/6 876）］，无淋巴结转移比例更少［54.9%（1 707/3 110）比62.6%（8 138/13 002）］，远处转移更多［18.0%（576/3 200）比15.4%（2 061/13 392）］，浸润深度更深［T3期：75.2%（2 346/3 119）比73.6%（9 676/13 149）］，TNM分期更晚［Ⅲ期：32.7%（1 047/3 200）比27.6%（3 700/13 3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5）分子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KRAS基因突变率更低［40.1%（1 272/3 171）比 44.9%（7 288/16 239），χ2=24.253，P<0.001］，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肿瘤更多见［21.4%（563/3 171）比13.1%（1 840/16 239），χ2=100.330，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6）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接受了更多的Miles或Hartmann手术［14.3%（281/3 254）比11.9%（950/13 687）］、扩大根治性切除术［12.6%（410/3 254）比10.2%（1 393/13 687）］、肠造口术［35.3%（1 148/3 254）比32.0%（4 380/13 687）］、术前治疗［22.3%（725/3 254）比15.8%（2 159/13 6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的NRAS、BRAF和PIK3CA基因突变率、无瘤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过去的20年里，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诊治的EOCRC和LOCRC的病例数均持续增加。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肿瘤更具侵袭性，TNM分期更晚，接受了更积极的手术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但两组的DFS和OS相似。建议对年轻人进行更多的CRC筛查，以便应对EOCRC不断增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