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十七年前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原刑诉法》)进行了许多重大修改、增补和删减。其涉及的条文之多,修改和增补的内容之广,在我国立法实践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简介：

简介：对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呼声已有时日，然而新法至今尚未出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未能解决观念层面上的诸多问题。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面临着应然与实然、权利与权力以及国际资源整合与本土化之间的艰难抉择。

简介：世界各国都有依据自己国家实际情况通过决定方式制定各有差异的刑事诉讼法,但基本的思想和规则主体是相同的,差别主要是法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区别,具体集中反映在追求的价值目标上和对待程序的认识上。通过比较研究有利于指导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执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修改产生很多启示。

简介：长期以来，非法证据排除都是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司法实践中由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导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也吸引着公众的媒体的目光。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在立法上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刑事司法文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简介：新《律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务员会第三十农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于2008年6月1日实施。其中，有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条款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相冲突，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们应当适用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事新诉讼》迫在眉嚏，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两部法律冲突问题，应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或通过立法解释，及有关部门出台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解决。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鉴定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由于鉴定技术的专业性、科学性，法庭很少会去质疑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但实际上，鉴定结论并无预定的证明力，它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专家意见，而非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不变真理。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反映出法律更加谨慎、理智地看待鉴定意见证据的证明力。

简介：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案件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方法或技术装备进行的秘密侦查行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人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也大量的运用现代科技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刑事侦查领域,有些案件运用传统的侦查措施已经无法达到破案的目的,往往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增加了一节＂技术侦查＂的内容。技术侦查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被确立,并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就侦查技术立法化的利弊予以分析探析,以求能进一步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与运用。

简介：在法律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几乎都存在着理念和现实的差异和偏离。甚至可以说,这种差异是必然存在而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现实运用与立法基本精神之间的差距和背离程度却远比其他法律大,以致日本著名学者平野龙一教授悲观地感叹日本的刑事诉讼已经濒临绝望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刑事诉讼法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又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应从日本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背景谈起。

简介：今年，我国可能迎来又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修订前夕，有必要对已有的刑事司法法律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而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应能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但现实中却出现司法解：泽超越立法的问题，违背了程序法定的基本要求。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现行刑事程序司法解释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对刑事诉讼本身的影响，并在原则和规则的层面上提出了对刑事程序司法解释权设限以求完善的具体出路，以期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方法。

简介：公诉案件中采用和解程序并不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相反它对传统刑事司法观念进行了巨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刑法理论与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利益与加害人权利、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简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王瑞洲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由原来...

简介：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就证据单独立法,而是将刑事证据法融入刑事诉讼法之中.但是,如何将数量庞大、内容繁多的证据条款和谐地融入刑事诉讼法之中,却是一个立法上的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简介：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先刑后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模式，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此未作任何变动。此种立法模式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依据，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从民事赔偿责任优先、人权保障的原则以及与刑事诉讼其他程序的协调出发，有必要对“先刑后民”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予以改革，在被告人认罪与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明确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构建一种“先民后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简介：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简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简介：共存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自由与安全两大基本价值的冲突,导致了自由价值取向的当事人主义和安全价值取向的职权主义这两种诉讼模式的并存,而这两种诉讼模式都是刑事诉讼价值失衡的外在表现.以当事人主义的英国和职权主义的俄罗斯联邦为代表的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昭示了一个真理:刑事诉讼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的平衡是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佳状态,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刑事诉讼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的平衡或失衡都是自由价值力量与安全价值力量相较量的结果,自由价值力量与安全价值力量的大小变化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动力.

简介：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合适成年人”无法作为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以维护有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时将被告人赔偿与否作为量刑情节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适用“简易程序”时法官施压调解而干预阻碍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审判人员能否兼备审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专业素养等问题。为了在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解释应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标的金额较大的情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审级不一致的情形、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形。

简介：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论述实行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时,特别强调“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违法必究”,是“立法”、“有法”的出发点,是“执法”的归宿点,而最终是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居

简介：实现不枉不纵任务的重要保证——学习《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心得陆良民我国的刑诉法是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颁布，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施行的。这部基本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几十年司法实践的经验，吸取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法制的惨痛教训，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