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被害人承诺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一样，都是刑法中正当化行为的一种。我国法律对被害人承诺的认定仅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而存在，对其理论研究也相对较少，这与其刑法中的地位不相符。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应当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时间要件、表示要件、动机要件和限制条件。被害人承诺在刑法总则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简介：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之一，其所占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很特殊，在自诉刑事案件中处在控告人的地位．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通常通过自己行使诉讼权利而得到责任追究与权益恢复，一般被害人所受损害相应较小，不存在社会救助问题。而在公诉案件中，是由国家公诉机关来承担指控犯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义务与权利的。此时从指控犯罪、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角度看，被害人处在从属的地位。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身体的伤害相应更大，使得被害人的生活由正常而为窘迫困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甚至难以为继。从司法实践来看，仅通过由刑事诉讼行为的完成达到权益救济与权利恢复尚不足以使得被害人的生存环境得到基本改善。故此当考虑设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理由如下：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指犯罪行为所针对的自然人或单位，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和持续在具有时间紧凑性的前提下起到引起和推动作用的。针对犯罪人及其近亲属或者犯罪单位，作出的具有严重不当性的行为或者引发的具有严重不当性的状态。然而，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缺少被害人过错认定的明文规定，被害人过错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散见于司法解释中。但认定标准缺失。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虽然有一定标准可循，但是仍然存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理之处，使得真正被认定为存在被害人过错而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案件较少。为了减少被害人过错认定过程中的偏差，可以借鉴域外经验，以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使认定标准更加明确。

简介：一、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建立要解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首先应关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因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多少。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

简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一种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制度，是国家对受到特定犯罪侵害而又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1963年10月25日，新西兰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被害人补偿法》。随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芬兰、丹麦、挪威、法国、卢森堡、比利时、波兰、意大利、葡萄牙、瑞士、西班牙、冰岛等国家相继制订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各国关于刑事被害人补偿的理论基础略有区别，有的持国家责任论，认为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防止刑事犯罪发生的责任；有的持社会契约论，认为确保公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责任，源于公民与政府间自然缔结的社会契约，保护刑事被害人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有的持社会福利论，

简介：违法侦查作为一种程序性违法行为,不仅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而且可能造成被害人权利的损害。不同违法侦查行为对被害人权利造成损害不同。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权利,必须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包括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违法侦查法律制裁的种类应当随违法侦查表现形式不同而不同。

简介：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刑事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在现行救济机制和司法体制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要改善这种状况，一方面应当完善诉讼机制，保障被害人现有权利的实现，完善相关制度，赋予刑事被害人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切实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家属既难以通过量刑程序实现自己的复仇愿望，也难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赔偿，还难以通过司法救助机制获得充分的救助，这导致了被害人家属很难理性地对待刑事诉讼制度，进而采取信访甚至闹访等非常规手段来主张自己的诉求。为了兼顾死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审法院不得不面临死刑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直接冲突。一审法院尤其是承办法官在死刑案件一审判决前后始终面临着信访带来的压力。为了妥善处理死刑案件被害人信访问题，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机制，并以此为契机，稳步、有序地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简介：非法集资参与人被害性的判断,应通过刑法规范层面的法益保护内涵解读,同时结合集资参与行为的具体形态,构建主客观相统一的评判标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的主动参与人,应尊重其意思自治并结合金融领域特有的投机规则,不宜作为刑事被害人认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的被动参与人以及集资诈骗罪案件中的参与人,存在钱款交付被欺骗情形的,应作为刑事被害人认定。当主动集资参与人借款利率超过民事法律规定的合法范围时,本质上属于高利放贷行为,通过是否以高利放贷为业,可区分为普通民间高利借贷与职业高利放贷两种行为,前者由民事法律调整与规制,而后者应作为高利贷相关犯罪予以打击。为改变我国当前非法集资犯罪规制不力的局面,从对合犯角度考虑,应同时处罚具有职业高利放贷属性的集资参与人与非法集资人。从刑法的功能定位而言,刑法不应作为金融投机者的担保人,风险自担是金融交往的应有之义。

简介：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纠纷、冲突、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主要手段和最有效途径。然而．当前我国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扰，其中尤以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补偿问题至为突出。本文通过论述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的价值，来找寻我国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对国际上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和梳理．分析当前理论界的观点，探讨如何更好的解决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问题，进而解决我国在此问题上的困境。

简介：虽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具有当事人的地位,但被害人的权利常常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中被忽视。之前的＂量刑制度改革＂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提供了契机,本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将被害人的保护由司法解释的层面提升到立法的层面。对此,在分析被害人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后,提出保障其能够有效参与的权利,以期达到保护被害人和量刑公开、公正的目标。

简介：近年来,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而我国《刑诉法》明显地限制或剥夺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许多重要诉讼权利。立法者虽然从保障人权出发力求平衡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当事人地位之名,无当事人地位之实。

简介：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一直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与维护被告人权利做出的努力相比,法律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保护却相形见绌得多.这对于没有过错或者是基本没有过错却遭受丧失生命、危害健康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来说是不公平的.基于此,应将刑事诉讼中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到它应有的位置.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不健全,应当建立在被告人无法赔偿或无法完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由国家承担民事补偿责任的制度.法律还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以及被害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的上诉权,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救济,彰显法律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简介：<正>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诉讼权利地位常常未引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足够的重视,往往被等同于证人。其实,这是没有严格依法办事的表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很多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一、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被害人,是指他的合法财产、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人。刑事诉讼中,因有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之分,所以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就有所不同。自诉案件的被害人也就是刑事

简介：未成年人是一个极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未成年被害人具有与成年被害人不同的特点，迫切需要得到社会和法律的关注与保护，他们在参与刑事诉讼、免受二次伤害以及被害后的救济等方面应当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保护。

简介：长期以来,我国犯罪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受到重视.被害人在检察官的代位追诉和程序挤压之下,实际上沦为了被遗忘的角落.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自诉权及针对检察院不起诉的救济机制,但由于立法冲突、“公诉转自诉”证据门槛高及法院与检察院的制约力不高等原因,面对检察院不合理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的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强化被害人起诉权范围,对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建立事前与事后救济并行机制,并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关立法,应当是保障犯罪被害人权利的可行之策.

简介：司法实践中,在一些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刑事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被经常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等案件。在刑事司法中考虑被害人过错,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审判实践对于被害人过错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很大,存有司法恣意的嫌疑。究其缘由,除了我国偏重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之外,主要还在于对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和困境,因此,探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和规范化很有必要。

简介：我国法律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只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才能确保被害人参诉,维护司法的公正.

简介：<正>一、法人犯罪概念的历史发展法人犯罪概念是从犯罪概念分化出来的。原来的犯罪概念,是专指个人(自然人)犯罪,法人犯罪出现之后,法人犯罪概念才逐步地从犯罪概念中分化出来,成为区别于自然人犯罪的独立的犯罪概念。法人犯罪概念的确定与发展与法人刑事责任在各国刑法上的确定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简介：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一直是刑法正当化事由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周海宏等故意杀人案为例，探讨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分析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成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构成要件，它们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时间要件，特别是在客体要件中重点分析了生命权不属于承诺人享有处分权的权利，因此杀人行为虽然经过被害人的承诺，但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过在量刑上可以从轻处罚。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进一步加深对被害人承诺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