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前途的乐观论似乎开始失去一时的气势。在亚洲也有许多国家在消费者物价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中明显出现了粮食、资源价格高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亚洲主要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同时上涨的局面已经结束。而且，由于越南等国的经济情况的恶化，人们又开始担心是否会发生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的事态。

简介：

简介：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简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简介：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简介：<正>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温北炎副所长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邀请,以“国际访问者”身份,于今年6月23日至7月22日到美国各地作学术考察访问,受到美国东南亚研究学术机构同行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温北炎访美历时30天,参观访问了4大城市3个州:华盛顿、纽约、密执安州、伊利

简介：电视传媒是世界全球化实现的载体之一,同时全球化现象也对电视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今天的电视媒体不仅具有全球性特点,还体现出区域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特征。由于俄罗斯电视媒体是在苏联电视事业基础上发展、变革并逐渐走向世界的,所以其大国民族性更是与全球性博弈交织,相伴而行。俄电视媒体发展变迁过程,展现了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内在逻辑联系。

简介：中国与东盟的果蔬贸易在双边农产品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选取2000～2009年作为研究的起止年份，首先分析中国一东盟农产品及其果蔬产品贸易现状；其次选用相对贸易优势指数分析中国与东盟及其各国果蔬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用双边贸易综合互补系数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整体及东盟各国果蔬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展望。

简介：弗兰克宗教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认为神完全属于实在领域,而与客观现实有原则上的亦即范畴上的区别,甚至在客观现实这个概念最广泛的意义上,即把超世界的现实都包括在内的意义上,也不能将其纳入客观现实的内容。

简介：土耳其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政治与外交逐步形成中等强国色彩战略。土耳其具有实现中等强国的现实基础：地理位置独特，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综合国力渐趋雄厚；东西文明兼容，教俗结合，既为西方价值观认可，又对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具有吸引力。然而，土耳其实现中等强国的道路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加入欧盟前蓄黯淡，影响国家外交与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结构限制国家外交的独立行动；国内政治体制的纠结影响国家的形象。

简介：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可能的合作要少”。

简介：中印出于追逐世界潮流、抓住全球化机遇、应对信息产业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选择，有必要进行信息产业的合作，而双方迅速升温的政治经济关系、合作的愿望和意向、信息产业具有的互补性、以及两国信息产业现已开展合作的现实，为进一步扩大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基础。

简介：道德价值是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品质对于他人和社会所具有的道德上的意义.苏俄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苏俄社会道德价值观嬗变的过程均证明了道德价值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无论是作为伦理学概念本身的“道德价值”,还是作为哲学范畴、意识形态表现形式、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也都包含并规定了道德价值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根据中国在2006年8月25日发表的正式声明，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98条第1款所述的任何争端，中国不接受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公约》第298条第l款包括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然而，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罔顾以上事实，于2013年4月24日强行组建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庭（以下简称仲裁庭）。

简介：功能完备的金融体系是高效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不稳定性是金融市场的固有顽疾。著名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一直是一项重要而脆弱的业务。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个严重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经济的系统性后果，远超个别机构及其客户的命运，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系统性风险。

简介：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俄远东地区开发，特别是中国东北与其在贸易互通和道路相连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珲春一哈桑一罗津一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济运输通道已经形成，俄罗斯扎鲁比诺港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借港出海的核心通道口，联通了韩国釜山港和东南亚港口；同江大桥、黑龙江大桥开工兴建，远东滨海1号、2号国际交通走廊建设合作即将启动，为我国这个区域提供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物流便利。同样，俄罗斯提出西伯利亚大铁路扩容与改造计划，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合作机会，而且将提升整个远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简介：当世界迅速进入高科技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再次面临飞跃之际,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领域中,都发生了战后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全球化与集团化并进的发展趋势;世界政治在力量格局方面日益走向均衡的多极化。整个世界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的过渡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相继发生的变化,再次证实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本文旨在探索当代国际体系中这一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以揭示国际风云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深刻根源。

简介：苏联拥有100多个大小民族,有130种语言文字。目前,在苏联有78种文学语言、57种民族教学语言,用89种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各种书籍和刊物,用42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苏联建国70年来的民族语言政策是在各民族中普遍实行双语并用制,即实行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并保障其自由发展,同时大力推广族际语——俄语。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以俄语为第二母语的人已从1970年的

简介：本文从全球角度对腐败问题作了比较分析和思考。对腐败的界定，以权力、流通、社会、结构四要素相结合为标准，提出了权力腐败、通货腐败、关系腐败、结构腐败四形态说。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腐败的严重爆发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高发期通常发生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激烈的阶段。国外实施深度反腐的政治实验，基本措施包括惩治贪污贿赂和规范公职人员行为两大类。借鉴外国深度反腐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五个建议性的反腐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