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罗伯特·卡萨德(RobertCasad)关于比较民事诉讼的文章是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几篇比较法学类文章之一。我当时还是纽约一家顶级律所的一名刚刚入行的助理律师。随后我就开始大量翻阅比较法学的期刊,而没有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客户业务。我此前从来不知道原来比较法学这么有趣,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民事诉讼方面,比较法学著作并没有太大用处。(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耶鲁大学甚至不教授比较法学课程;国际法的教学也和民事诉讼严重脱节。)

简介：本文从如何表述诉讼标的才算合理的角度,对确认不侵权诉讼的诉的利益作了一个考量。例如,我们不仅可以对侵权法律关系进行确认,还可以对侵权事实关系进行确认;不仅可以对＂现在＂的侵权关系进行确认,还可以对＂过去＂的以及＂将来＂的侵权关系进行确认;不仅可以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侵权关系进行确认,还可以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侵权关系进行确认。

简介：新型的公益诉讼的出现使传统诉讼费用制度得到质疑,与传统诉讼形式为私利的目的不同,公益诉讼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能通过诉讼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为了促进人民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传统诉讼费用的一些制度如费用金额、预交等在公益诉讼中应进行改革或取消.

简介：法治之路漫长而曲折，特别是对一个拥有几千年独特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法治之路更加艰辛。实现法治目标的艰难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诉讼的胆识和勇气，简单一句话：怕打官司。中国有句谚语：一字人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反映的是诉讼的难度，打官司的离奇和曲折。《笑林广记》记载：官吏听讼断狱“无是非，无曲直，日打而已矣，无天理，无人情，日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日审官司而日打官司。官司而名打，真不成为官司。”时至今日，观民意、察民心，这种想法仍旧占据我们普通百姓的心中，仍旧让我们不想打官司、不愿打官司、不敢打官司。

简介：诉讼调解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纠纷解决制度，为平讼止争、化解社会矛盾曾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誉为“东方经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前些年，基于各种原因，司法实务中民事案件的调解率却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当前，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重新关注诉讼调解并予充分的研究和重视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诉讼契约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被学者引入我国的理论界的。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一般接受日本学者兼子一教授对诉讼契约所下的定义，即“私人之间以直接或间接地对现在或将来出现的民事诉讼或强制执行施加某种影响，引发法律效果为目的的合意，

简介：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而解决一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诉讼的原、被告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地位不平等，是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行政诉讼活动受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和规范。而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争议的各种诉讼活动。民事诉讼的原、被告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民事诉讼活动受民事诉讼法的调整和规范。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是两种基本的诉讼形式，在通常情况下，它们相对独立，互不相关，各自依据不同的诉

简介：民事诉讼传统的诉权论、诉讼标的论和既判力论三大基本理论描述的是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而贯穿民事诉讼的则是诉讼请求。因此,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应以诉讼请求为轴线展开并重述:诉权应关注起诉条件中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作为诉的构成要素之考量,而诉的核心构成要素为诉讼请求;既判力客观范围=诉讼请求,如此,起诉的诉讼请求范围=法院审理的范围=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简介：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是大陆法系行政诉讼法学者对行政诉讼类型的学理划分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行政诉讼制度体制有别,致使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范围和含义有所差异。对具有代表性的法国和日本行政诉讼制度及其理论进行对比分析,有益于厘清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具体内涵。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从性质上讲属于权利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应以强化主观诉讼功能为核心目标,同时谨慎而有限度地吸收客观诉讼。

简介：近年来,公益诉讼一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无论是中央司法改革的总体部署,还是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或是法学、社会学界的理论研讨、改革实践,公益诉讼的字眼通过各类文件的颁布实施,媒体的报道解读不断深入公众的社会生活,不断提高着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而,在普法工作仍有待深入开展的现在,对法制不甚了解的公众对公益诉讼这样新鲜的字眼儿仍是看似熟悉实则陌生,尤其是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常被混淆。本文将通过比较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别,探求二者之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内涵和发展状况,为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些参考。

简介：<正>民事诉讼,就诉讼标的之意涵应如何理解,于学说上产生甚大之争论。尤其在民事实体法上发生请求权竞合或形成权发生竞合之情形,于诉讼法其诉讼标的为何,究构成几个诉讼标的,存在甚多不同之理解。台湾地区实务上目前在通常诉讼程序仍采用旧诉讼标的理论之立场,学说上则有主张采用旧诉讼标的理论或诉讼标的相对论之见解,亦有主张采用新诉讼标的理论两个构成要素或一个构成要素理论之见解。值得留意者,于德国之长期立法上、学说上与实务上乃

简介：<正>1.瑞典法院的职能(TheRoleofCourtsinSweden)在其激动人心的著作《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1989年)一书中,莫诺·卡佩莱蒂(MauroCappelletti)教授指出当今社会存在两大相互平行的发展:"立法机关的膨胀(扩张)"和"指导性的,亦是强制性的行政机关的膨胀(扩张)"。他认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执行)机关发展很快,第三种也是"最不具危险性的机关"——普通法院发展亦较快。按照卡佩莱蒂的观点,随着司法部门地位的上

简介：主流民事诉讼理论以及民事诉讼立法均否认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一般以宣告性救济方式、禁令性救济方式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形式。实际上,剥离了损害赔偿,特别是针对小额受害人扩散性利益的损害赔偿,无法彻底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同时,在承认民事公益诉讼的损害赔偿方面,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其也体现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民事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其正当性和必要性。

简介：<正>一近年来,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等案件呈频发事态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从福建紫金矿业污染到渤海湾石油泄漏,从"瘦肉精"事件到"三聚氰胺"风波,当下中国正历经着另一场新的、沉重的生存考验。和彰显私益不同,公益的光环在这场考验中理应得到更为迫切的注目以及更为细致的关怀。对公益的价值进行认知并不遭遇过多障碍,真正的困扰是,如何确立对公益

简介：始自2000年3月，中国大陆先后有几十名消费者以其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存在质量瑕疵为由起诉东芝公司；近来又发生了“三菱汽车”事件和“日航”事件，日前的银广夏事件。对这类原告人人数众多且无法确定具体数额的共同诉讼．称之为集团诉讼。集团诉讼是一种特殊诉讼形式，即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且一时难以确定的案件的集体诉讼。其中有自然人或法人的起诉，有多个人的共同诉讼。

简介：何元平、何元生、何元贵之父何文举，解放前在六块团处自家房后栽种有11株荔枝树。1958年入社为生产队集体管理使用，1959年砍去一株。1962年四周定时，生产队把余下的10株归还并固建给何文举所有。1979年，何文举次子何元生病死，张远德携幼子改嫁在原社。1980年9月30日，何文举与两个儿子何元本、何元贵订立赡养协议，何文举生养死葬全部由两个儿子负担。1981年落实林业两制时，何元平、何元贵将何文举所有的10株荔枝树登记在自己名下，各5株，并由合江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林权证。

简介：既有关于诉讼契约的研究多局限于私法上契约自由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理,淡化了诉讼契约的公法属性。对于诉讼契约的理解,当建立在人权诉权理论、民事诉讼目的论、诉讼行为的相互性和程序效力等程序基本原理基础上。诉讼契约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这决定了契约的对象、是否涉及公益及生效依据上均不同于民事契约。诉权人权属性决定了其具有绝对性、不可放弃、不可剥夺性,只有法定裁判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判才能导致诉权的消耗。因此,不起诉契约属于民事契约,只发生私法上的效力;公证债权文书、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裁定均不能导致诉权消耗。撤回上诉和解协议等诉讼中契约效力不能遮蔽程序效力。认可诉讼契约效力应当坚持契约法定原则,明确当事人就任意事项达成诉讼契约需具备的程序条件。

简介：世纪之初，肖扬院长郑重提出，人民法院的主题是“公正与效率”。作为社会主义的终局“裁判者”，整个社会需要人民法院积极的社会评价。法院审判作风的进格与提速也需要良好的法律基础。然而在司法的运作中，我们却发现，一些当事人因为忽视和淡漠基本的法律常识，虽自认为是理所应当，然而却陷入一种误区，那么怎么走出诉讼的误区呢?

简介：

简介：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制和案外人利益的保护除了法院的内部监督外,也需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外部监督。虽然民事检察监督的公权监督性质决定其监督的范围主要为法院生效的裁判和调解书以及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但从功能上,其并不只是权力监督一项功能,客观上也具有司法救济、恢复受损诉讼秩序等间接性、补充性功能。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在于虚假诉讼的违法性、危害性和规制虚假诉讼的现实不足。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以事后监督为主,而且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一般应依申请监督,只要虚假诉讼受到损害的第三方没有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也无须启动监督程序,如果虚假诉讼损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监督。在监督方式上,应该充分考虑抗诉的"刚性"和检察建议的"柔性",并适当适用实践中的其他有效监督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制度合力。在监督手段上,要充分、正确行使调查核实权,保证监督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