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JohannGottiebFichte，1762—1814）是继康德之后反映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第二位代表人物。1762年5月19日他出生在德国奥伯劳济慈的一个叫拉梅诺的乡村。1774年人中学，1780年就读耶拿大学神学系，翌年转入莱比锡大学神学系学习神学和法学；1784年辍学后，经人介绍先后在莱比锡、苏黎士、但泽当家庭教师；

简介：在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理论上习惯于强调法之道德基础性,而常常忽视了法治所应背负的伦理使命。我们当下所进行的全面法治构建,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基础上的理想法治,德治与法治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德治应为法治提供伦理根基,同时德治也需要法治的有效支撑。当代中国法治应该背负起的伦理使命,主要体现在：弘扬核心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公民与文明社会;铸造良好政府。法治所背负的伦理使命是三位一体的,弘扬理念、塑造良好公民、构建文明政府三者统一于法治理想国的构筑实践之中。因而任何忽视和背离法治之伦理使命的法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法治。

简介：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伟从当初继受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法学到形成目前的理论体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已经蹒跚地走过了四十七个春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法律的相继出台，中国逐渐步入法制现代化...

简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开辟了司法改革的新领域,是司法机关适应信息化时代变革、积极承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司法责任的结果,同时也是司法积极对接信息时代挑战的结果,适应了网络时代的诉讼特点,进一步推动了司法效率与公平。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定位上普遍存在着智慧法院、远程审判等误读,并过分渲染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司法效率优势。此种误读和模糊性认识不但矮化了杭州互联网法院真正的时代价值,也遮蔽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应有的重大制度性创新和方向性突破。矗立于司法改革潮头的杭州互联网法院,肩负着探索网络法治的中国样本的重任,应当逐步扩展案件管辖类型,从跨地域的约定管辖和跨国境的约定管辖两个维度入手,探索和确立网络管辖权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规则,惟其如此,杭州互联网法院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时代坐标和历史定位。

简介：民法法典化是一面旗帜,有利于激发壮志、整合资源,应立即提、天天提。并应在下定编纂民法典的决心之后充分认识到：法典编纂只是民法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就算当即推出法典,民法发展仍任重道远;而＂箭搭弦上＂的前法典阶段,也是民法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应认清民法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支持法律发现;以知识、理念、方法的创新,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并力争上游,追随新丝路精神,沿＂一带一路＂,以当代共同法的姿态扮演制度先锋。为此应以民法发展为持久战,推迟法律实证主义潮流的到来,继续保持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极力提升民法的渗透力、整合力、说明力及纯度,营构民法＂三重＂体系,提振学说、判例的整体素养及其对现行法运行的影响力,导引法学实证主义的＂民法河流＂。直至法典随活法之河流,如浪花般自然地泛起。

简介：人性观是政治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一。之前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人性观的研究常局限于对他们的系统人性论述,有时还混淆了他们的理想道德人格和一般人性观。鉴于人们对日常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评论可能隐含关于人性的一般判断和看法,从利益、自然情感、认知和实践四个方面对孔、孟隐含于人、事评述中的人性观的梳理表明,尽管孔、孟心中有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和规范,但他们对一般人性的看法非常现实;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假定和经验研究发现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现实的人性观可以有效揭示中国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的内在逻辑;对政治法律思想的实践可能也有所启示。

简介：本文区分孔子对天命和鬼神的不同态度,通过强调天命对于孔子传承文化的重要意义等问题的分析,回应了学者们在孔子天命观问题上的见解,指出"礼"、"时"均非孔子的神圣价值来源。孔子的天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依据和最高权威。

简介：<正>法家是战国时期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他们通过对法的定义、性质、起源、作用以及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法律观和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其变法实践和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他们基本是沿着现实主义的思维方法认识和观察战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并以“法治”为杠杆,推动了当时的政治

简介：在古罗马，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法治思想的思想家中，西塞罗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既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思维，也以一个政治的现实而敏悦的眼光来看待法律和治国的方式。他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思想与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确证法治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他又根据自己的政治实践经验训练来阐述法治建构中若干现实问题。

简介：刑法绝对排斥对正当行为的处罚;评价行为正当与否,应当以行为功利主义为原则,因而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在两种法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法益的衡量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使违反了某种规则,但只要保护了更为优越或者同等的法益,就应成为正当化事由;行为正当与否与行为人应否受谴责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刑法理论必须严格区分违法与有责。

简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存在诸多根本性缺陷，目前已成为法治反腐的最大障碍。应删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然后将受贿罪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至于行贿罪罪状，可考虑修改为：“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职务，任何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任何不正当好处。”还应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以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此外，由于受贿罪在罪质上明显不同于贪污罪，应对受贿罪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及适用条件。

简介：在官箴类书籍中,作官之人常常论及"善、恶"与"福、祸"的关联,强调官员日常处理的"公门中事"与民生祸福攸关,认为,若官员处理事情允当,使百姓受益得"福",则官员无异于"行善",自己也必将因此获得好的结果--"福报"。相反,若官员奸佞苛刻,甚至冤枉无辜(即使出于无意),则必因其为恶"作孽"而自损其"德",最终招致神谴而罹"祸"。这种"善"(或"德")与"福"、"恶"(或"孽")与"祸"之间所具有的必然联系--"福"得自"善","祸"源于"恶",即为"阴骘"的核心内容。

简介：<正>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都提到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民主治国的谈话。那是1945年黄炎培等六人访问延安时发生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谈起了兴亡的周期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览取一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简介：先秦法家对法的论述具有概念性思维的特征,将公正、权利义务的明分、无私和善的内容嵌入了法的概念性内涵,且认为已经制定的法律应是完备而详尽的。刑无等级、不避亲贵、不别亲疏和功过、一准于法、禁止赦宥、禁止私议法律和法贵下断,是法家所主张司法公正的内容。公正的司法能定分止争,减少或防止纠纷的发生,能规范民众的行为、富国强兵、稳定社会秩序。

简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党赋予公安机关的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但是,当前农村治安形势不容乐观：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群体性突发事件还将持续上升;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邪教组织屡禁不绝等等.对此,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基石作用,把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打击违法犯罪的尖刀作用,严厉打击涉农犯罪;充分发挥在社会治安防范中的骨干作用,构筑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充分发挥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简介：伴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当代青年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代青年的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物质、精神、政策、法律、舆论、教育及自身修养等各种手段和途径方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简介：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蕴涵了丰富的人权哲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使得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而且人民享有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充分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简介：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本文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我国宪法进行再学习。

简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振兴自强,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这种时局下,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还是出于对王朝安危的考虑,就民族自强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末代帝师陈宝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简介：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发达依赖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死刑观念。性善论基础上的教化主义死刑观、性恶论基础上的威慑主义死刑观与性有善有恶论基础上的预防主义死刑观，充分呈现出中国古代死刑观与人性观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注重情性而忽视知性的经验主义倾向，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夹杂于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