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及我国立法草案的选择（一）《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结构民法典总则为民法之一般而抽象原则的归纳和汇总，在民法典中设置总则，为《德国民法典》所独创，并为以后很多大陆法国家民法典所借鉴。

简介：若干年前,史家唐德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峡”比喻。“历史三峡”说实际表达了所谓“转型期”的意义,也有当代学者将此现象表达为“非常时期”或“紧急权国家”。然而不论何种评说,都旨在说明我国近二百年来处于既不同于传统社会,又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状态之中。

简介：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法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法治发展进程中，民法无疑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最为迅捷的法律部门，被称为朝阳学科的民法学的社会影响力被不断放大，以至于影响到其他学科的发展，甚至挤占了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民法也由此一度被人冠以“民法帝国主义”。

简介：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立案程序在司法行政管理体系上独立于审判程序而在功能上与审判程序混为一体，在当下“大调解”模式下更与诉外解纷程序之间混沌不清。本文以区分司法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为基础，强调立案程序在区分咨询性质的起诉与起诉意向明确的起诉时不同态度，同时确立了我国诉讼要件审查标准，即须有争议存在，且争议具有民事性（平等主体之间）和法律性，从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将非典型案件逐步转化为具有可诉性的案件提供可资参考的抽象标准。

简介：私有经济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视为公有制的异类而遭受压制和排挤，民间投资更因其“私人”性质，长期受到法律、制度和观念上的歧视，其发展进程也陷入了一个有内在潜力而缺少实际空间的“瓶颈”局面。民问投资财产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私有财产权，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民间投资财产权是一种发生在动态的投资过程中的财产权。这种过程性的财产权与一般静态的状态性财产权有着极大的区别，可惜的是这种区别在法律上却缺乏应有的认识。现行法律制度对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权益保护等方面均缺乏明确而系统的规范，而且对民间投资财产权缺乏特殊的法律保护机制，更成为影响民问投资发展的一个深层次因素。

简介：余棨昌，字戟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生，浙江绍兴人氏。少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奉派日本学习法政，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曾任清政府度支部候补参事。民国成立后，余綮昌历任法制局参事、大理院推事、司法讲习所所长、修订法律馆顾问、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大学法政科学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余棨昌怠倦政治，以教书为要务，先后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校讲授民法、票据法等课程，为当时著名的法学教授。

简介：民事送达具有“粗疏”的鲜明特征,并体现在邮寄、直接、公告等各种送达方式之中。“粗疏送达”从外在视角看是由司法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引起的,从内在视角看送达制度规定的不合理、复审监督的宽纵含糊等则加剧了这一现象。因为送达的粗疏产生程序保障瑕疵,极易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并经常导致民事裁判被二审或再审撤销,既使民事裁判丧失终局性与公信力,又难以通过程序实现正当化。为了改革“粗疏送达”,除了提升司法在宏观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位次之外,还应通过对现行制度作合理化改革,提高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审判监督,逐渐实现“有限责任-精密司法”的新制度均衡。

简介：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稿）”进行了“一审”（以下简称民法一审稿），意味着民法典制定正式提上立法日程。此后，促生了多部学者版“民法典建议稿”。

简介：民俗习惯作为文化秩序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适用民俗习惯解决民事纠纷，是私法自治的本质要求，立法局限的必要补充，权利救济的现实选择，秩序维护的内在要求；我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民俗习惯，在立法上以其为本，司法中以其为源，通过调处息讼，力求情理兼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司法中适当运用民俗习惯，可增强司法的灵活度、公信度和认可度。

简介：<正>关心现代化事业的国人在急切盼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速进程时,日益感到我们的法律处于滞后状态,这种状态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并有使改革的既得成果随时遭到毁灭的危险。热情的人们于是把冷静的眼光集中到法制现代化问题上来了。对法律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所希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当代中国检察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人民检察院从过去单一的刑事检察,转入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检察。四年多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不但在民事行政抗诉活动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简介：当代中国的民法学，就其历史渊源来说，源于清末至民国时期对德日等大陆法系民法及民法学的继受。在这个时期，实行“拿来主义”策略，逐渐构建起以私法理念为基础的较为系统的民法学理论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的废弃和对旧法理论的批判与否定，因继受而初步成形的民法学理论体系至此嘎然中止。进而，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全盘苏化，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转而接受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这是一种服务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民法学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强调民法学的党性和坚持民法的公法观。

简介：近代以来,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或《拿破仑法典》为开端,各重要国家民法典的编纂均以政治革命或社会变革为前提。之后历史上的几次民法典编纂浪潮,亦无不如此。可以说,没有政治革命或社会变革就不会有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民法典的编纂是革命的结果,民法典也因此具有了革命性,虽然革命并非因民法典的编纂和施行而得以发生。

简介：民法是私法，它以规范私主体、私权利、私行为、私责任和自力救济为主要特征；民法随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特征，作为私法传统民法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已经被大大地修正。现代民法实质上是已经商法化、甚至公法化的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缺失民法传统。因而尽管世界民法已经走向现代民法．但是，中国的民法仍然应当坚持公私法的划分，在民法是私法理念上建构中国的民法，同时在确立民事主体地位、明确民事权利的基础上，建立限制权利行使，规范主体行为的商法、经济法体系。这样的定位对于中国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11月14至15日，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在泉州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理论研讨”，由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与华侨大学联合举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福建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惠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郑新俭，

简介：一、群体本位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近代中国自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后,为了挽救危亡,各派政治力量皆力主仿效西方变法图强,为此形成了种种法律设想。其中,国民党的群体本位法律思想肇始于孙中山,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实践,从而对当时法律秩序的建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它也深刻体现了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社会的变异,故有与其理论母体加以比较研究的意义。群体本位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石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将人类求生存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重心,认为调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大多数有利益”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进化所依循的法则为人类间的“合群互助”。〔1〕由此产生了有别于个人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

简介：一、孙中山关于国民大会的构想（一）孙文学说对于代议政治的扬弃——“权能分治”理论北洋时期十几年时间里，国会履被解散、功能不彰；很多议员素质不佳，在国会上演了一幕幕活剧。议员们与军阀政客勾结，打着“法统”的旗号为当权者正名，为自己牟利；他们毁法造法、受私利驱使南来北往、互相争夺饭碗、为自己延任加薪，最后甚至卖身沦为“猪仔议员”，造成国会的“最后自杀”。

简介：<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广州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发表《北伐宣言》,九日即正式誓师北伐。不到半年时间就打下了武汉。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于同年十二月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是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权。武汉政府是很重视法制建设的。虽然武汉政府仅存在了八个月,但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对于我国当前加强法制建设有着借鉴作用。现将武汉国民政府法制建设的几个主要特点简要评介如下,以期引起大家探讨的兴趣。(一)重视立法工作,积极向有法可依的方向努力

简介：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更是经深思熟虑、长期历史发展的成果。该法典不仅仅是法国私法的核心，而且也是整个大陆法系诸私法法典编纂的伟大范例；既强烈反映了自由与平等的革命需求，又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与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法律的重合。在纪念《法国民法典》颁布200周年的今天，学习与研究《法国民法典》，进一步挖掘其制度文明的生成规律，深刻领会其基本精神与思想史上的价值．对于推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简介：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一范畴中所对应的各种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各有其特殊性,不应该设立统一的法律规则。中国法上如果针对意思表示错误（重大误解）的规范模式,更多地采取意思主义的进路,就应该限制相关撤销权的存续期间,要求表意人立即撤销其意思表示。如果立法层面上给予撤销权的行使以特定的除斥期间,相关期限也不宜过长,并且其起算点应该采取客观标准,从意思表示作出之日起开始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