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参与”,本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术语,是指在现代化管理过程中,不再把被管理者当作一个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把他们看作是自觉、能动的管理主体,也就是管理活动的参与者、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广播上的“参与”,就是让听众直接或通过书信、电话等途径间接地参与广播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的过程,让听众由广播的受体变为主体。参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调动听众的积极性,创造生动活泼的群体心理气氛,深化广播改革,增强宣传效果,是十分有效的。一、听众参与广播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公民参与程度和参与的普及性,列为社会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激励着亿万群众参与的热情。他们希望传播媒介提供更多的与社会和他人交流的渠道,既调适人际关系,加强道德修养,又能
简介:在国外,一般情况是广告客户与广告公司打交道。在国内。80年代初,广告界就曾呼唤“全国代理制”,但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广告客户仍乐于与媒介打交道而少与专业广告公司打道;广告的制作也基本上是由媒介单位负责而菲由广告公司包揽。所以,广告的人才多聚集于媒介,他们参与广告客户的广告策划和创意设计。媒介参与企业广告策划和广告创意设计,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广告人才与广告高质量要求新趋势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大多数的新闻媒介单位中,广告从业人员的地位曾普遍地低于新闻从业人员。某些单位甚至把不太合格的工作人员塞进广告部门,这使得广告制作水平一度停留在低质量,甚至是粗制滥造的水平上。与媒介单位相比,专业广告公司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同样落后于广告事业的发展。许多创意主题不明而又标上“××创意设计”字样的广告,错别字和语句不通成为通病;轻率地模仿“港台语言”,文字繁简混用,广告语言抄袭等也成为一种“时髦病”。进入90年代,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广告提高质量,许多企业已开始改变“重播出(刊出)、轻制
简介: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是中国创业浪潮的中坚力量。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参与式观察、主题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展开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表现出职能+区域+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特征,催生了多元的组织参与形式及轻松的组织参与氛围。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主要组织参与形式,技术性决策和利益性决策是主要的决策类型。个人层面上,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是最直接的积极结果;组织层面上,组织参与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果。此外,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极高,消解了组织参与的正式性,重构了话语权体系,但也带来了矛盾。因此,建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厘清复杂的组织架构,完善组织参与的相关利益保障,开展组织参与技巧培训活动。
简介:当代西方新闻学是否已经衰落?传播学原理是否代替了新闻理论?本文探讨了西方新闻理论发展脉络、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主要成果、以及新世纪西方新闻理论的创新。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形成同当代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改革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简介:立足赋权理论视角,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呈现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个体赋权现状,阐述并检验了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研究表明: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自我层次的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强度和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对网民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民个体的赋权状态,且社会个体赋权依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简介:今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走访大众日报社时,就省委领导活动的报道问题提出“约法三章”。归纳其主要内容:一是对省委领导的讲话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二是涉及自己的稿件可以删改,不用告诉;三是对领导赞扬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写。笔者深感,这难能可贵的“约法三章”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反映受众愿望、正确引导舆论的高明之举。因言之一:客观公正才能使领导层活动的报道更准确、更有价值。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对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老局部拔高,言过其实,或者作不恰当的描述和渲染,不仅影响有关领导的形象,而且有损于新闻的真实性。吴官正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省委领导“讲话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重要’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