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美国,新闻媒体依靠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成为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政策乃至政治结构,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依赖于政治、受制于政治权力。一、美国法律与新闻媒体美国是一个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新闻媒体也享有着宽松而广泛的自由。媒体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将议员称为“猪”,他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的隐私,也可以将通过某种渠道所获得的政府机密公诸于世(“五角大楼文件案”)。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胆量,主要还是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美国宪法和法律的直接保护。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
简介: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简介:作为政治信息流通、政治主体交互的主渠道,政治传播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同样赋予了政治传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以新定位、新角色。政治传播只有跳出单一、单向的国家逻辑,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深刻反思并系统优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术的政治宣传,着力解决政治信息单向流通、回馈乏力、传受不均等现实问题,努力构建多元、系统、现代的政治传播体系,深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促进公共领域建设,才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最具优化效应的'中间点',在根本上推动以'平等对话、多元协商、社会共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简介:移动直播行业在过去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劣质低俗内容充斥其上,网络信息野蛮生长,资本逐利跑马圈地,使得网络主播被污名化。污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现象,而是像多数社会学研究概念一样具有历史性。基于戈夫曼开创性提出的污名概念,通过对网络主播进行长达三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展示网络主播与直播内容是如何促使局外人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从媒介研究领域扩展关于网络主播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产生以及出于什么目的的问题。通过粗鄙冷嘲热讽的弹幕行为和暧昧挑逗调情的打赏行为两种污名化新媒体使用依赖,揭示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是如何影响羞耻感的消失。同时以'正能量版块'反污名宣传和移动直播行业的自律公约,显示污名如何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