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墓志一:1982年10月在扬州市城东公社沙口大队东庄生产队一条宽1米的沟内出土.墓志埋深1.5米,出土时志盖相合侧立.从埋藏情况看,应为残墓.墓志盖44厘米见方,厚5厘米,志身41厘米见方,厚8.5厘米.盖篆刻“唐故汝南周府君墓志”三列.铭文楷书,23行,543字.时代为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9年).(见图和附录)墓志二:1984年12月发现于扬州三元桥三元新村玻璃厂宿舍基建工地的一座唐残砖室墓中.该墓只存东端,正东西向,平面作腰鼓形,残长1.0、宽0.6~0.8、残高0.3米.墓壁平砖砌筑,有铺地砖三层,横向平铺,皆用长32.5、宽16.5、厚3.5厘米的小青砖铺成.墓内出土茶绿釉瓷碗一件,直壁,平底,施釉不及底,碗内有许多支烧点,制作极其粗糙.墓志盖44.5厘米见方,厚7厘米,中间篆刻“任府君墓志铭”二列.志身44.5厘米见方,厚9厘米,铭文楷书,25行,601字.时代为咸通九年.(见图和附录)
简介:1985年5月,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日本国学院大学进行“日中口承文艺比较研究”及民俗调查、讲学6个月;其间,有幸与同在该校进行“日韩歌谣比较研究”的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韩国民俗学会会长任东权博士相识。从此,我开始了对韩国民俗学的了解,任博土也因此成为我的师兄与学长。当年6月14日,任先生赠我一册他于1969年出版的日文版专著《朝鲜的民俗》。这部代表作有重点地论述了韩国民俗,其中有关韩国巫俗部分对于我当时研究中国满族、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有十分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如今,10年过去了,任博士以他30多部专著及300余篇论述文章的丰硕成果,对韩国民俗学、民俗史、志及方法论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展现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权威性。他45年来的卓越贡献有力地证明了他是当代使韩国民俗学以辉煌成就走上世界学坛的开拓者。1996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是任博士的古稀寿诞吉日,谨撰本文,略表敬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