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在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系统梳理曹妃甸协同发展新区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找到新区建设的突破口与对策措施,对曹妃甸乃至河北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简介：推进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是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实际举措,是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维护区域平安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公安机关整体作战能力必由之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三地公安机关需要从贯彻国家战略部署高度把握定位,紧紧围绕人民需要、发展需要、实战需要,不断深化多领域、务实性、常态化警务协作,推动建立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警务协同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简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城乡资源要素对接对流。通过农地经营权信托和农产品消费信托的复合构造,将京津具有优势的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优势有效对接河北优势的农地和劳动力资源,不仅优化农业要素资源配置,亦连接生产和消费、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但是作为制度创新,既有立法对其付之阙如,当务之急是夯实法律根基,着眼于信托财产登记、受托人风险保障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构建。

简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而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产业布局与梯度转移不合理、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环保治理地区政策不统一、环保推动和地区发展矛盾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对此,建议应从构建新型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联合开展技术创新等方面加以解决.

简介：随着我国党中央提出的加快京津翼的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了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通过司法保障,提高生态文明,治理大气污染也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关键。因此本文就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司法保障进行了研究。

简介：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支撑。文章使用2005-2016年成都平原经济区八个市的数据构建了区域金融系统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成都平原经济区金融协同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成都平原经济区金融发展处于低协同状态，金融协同度最高值仅为0．24；协同度波动较为剧烈，表明成都平原经济区金融协同发展并不稳定；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共同显著影响区域金融协同发展。为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区金融协同发展，需完善区域金融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优化金融产业布局、完善金融协同管理体系和注重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全面发展。

简介：环境监察协同治理以部门协同与区域协同、环保机构与第三方环境监督组织的协同治理为核心,构成了破解环境监察治理格局分散化、松散化困境的重要路径。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的适应性改革,既须坚持党委领导与部门协同一体建设,推动监督、检查、督办、执行及责任追究的衔接;立足环境监察领域的特殊性,实现垂直管理与属地负责的有机结合,优化其权力配置及权责结构;同时又需立法保障、运行机制及配套保障机制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全方位支持,推动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综合格局创新发展,建成＂督企＂、＂督党＂、＂督政＂,＂党政同责＂的国家环境监察体系。

简介：工会是职工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重要主体之一,而应急协同能力又是决定其应急事件处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应急能力的评估至关重要。研究分析了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过程,找出其应急协同能力影响因素,并依据协同分析方法构建了工会应急协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首次提出了工会应急协同能力及表征,即基础应急协同能力、应急处置协同能力和事后恢复协同能力,并通过实例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据此,在社会多主体治理框架下提出了提升工会应急协同能力的基本策略。

简介：吴太轩、闫静在新华网撰文说，2018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种一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以此取代了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开征环保税，挑战往往与机遇并至。

简介：要加快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共治的新局面,破解监管不力的困境。一是健全政府相关部门综合协调机制。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协同联动治理机制,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监管失位、缺位或错位的发生。

简介：我国雾霾的根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协同治理理论可以用于指导雾霾治理中多元主体的行动策略分析。社会组织是协同治霾的多元主体之一。现阶段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行动包括推动信息公开提质、调研协助环境监管、提供治霾技术支持、培育环保社会资本等。这些行动为治霾持续成为公共议题推波助澜,并有效推动雾霾问题从公共议题成为政策议题。决定并影响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行动者主体三个方面。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制度与政策空间、完善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法律规章、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将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更大空间。

简介：“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是一条自然条件复杂、河情极其特殊的河流。长期以来,流域上中游地区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问题突出,流域“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加剧了下游河道泥沙淤积和洪水威胁,严重制约着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防治黄河洪涝灾害始终被作为历代执政者治国安邦的大计而受到高度重视。黄河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是连通西北、华北和渤海的生态廊道,水资源和生态功能极为重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格局中具有重大战略作用。

简介：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增强纪律教育针对性。青白江区积极探索实践,从关键对象、反面教材、载体建设和体制机制方面入手,四步协同推动各级党组织压实责任,警示党员干部牢记纪律'红线'和'底线',在全区呈现出忠诚履职、敢于担当、立说立行、崇廉尚实的良好氛围。

简介：前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重叠: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不足;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薄弱;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协同治理是突破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此,应优化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提升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提高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完善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

简介：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一种全新的生态环境治理方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协同学理论中的协同与当前理论界关于协同治理的内容不同,'两个系统'、'两种互动'、序参量概念以及自组织状态是其固有属性,从而强调了各治理系统的平等性、开放性、功能性和内生动力。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共同参与的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和机制,是协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关键。

简介：在能力、机会与脆弱性的分析框架下,健康贫困是健康风险冲击致使健康能力剥夺和健康机会丧失而出现的一种脆弱状态,综合表现在健康脆弱性、经济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等方面。在“健康—保障—参与”的治理目标下,基于发生机理、干预机制和协调模式的治理主线,健康贫困的治理逻辑在于健康资源的公平配置、健康保障的多重叠加和社会网络的联结扩展,健康贫困的治理经验体现在对健康、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多维干预,健康贫困的治理路径在于通过全程干预服务式健康扶贫、多重保障叠加式健康减贫、多元协同参与式健康反贫等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实现健康贫困的协同治理。

简介：网络时代,信息庞杂超出了个体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认知范围和认知能力,如何防范信息安全风险成为当下社会面对的重要命题。青少年既是网络发展的受益体,也是网络犯罪首当其冲的对象。协同治理强调不同子系统或者行为体的协同,以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成为化解当下青少年信息安全困境,防范网络犯罪叠加伤害的关键措施。因此,促进以青少年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教育等相关社会主体的协同治理效能,才是破解青少年信息安全的困境,进行有效风险防范的最佳途径。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社会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要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协同的制度化建设。

简介：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源于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提炼和升华,它将治理理论所蕴含的对治理主体及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要求具体化,使治理理论能够更明确清晰地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因而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尽管治理理论起始于西方,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协同学也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但是中国可借鉴西方有关治理的理论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模式.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此后多次进行了强调和深化;并且,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作用,并十分注重发挥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实现治理效果的最优化.当前,采用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作用,利用各方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从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有效治理.

简介：贵州具备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条件，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是贵州实现绿色发展的科学性、必然性选择。这既不是生态与产业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单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考察生态与产业，而是要凸显出生态产业化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产业生态化正外部性效应的生态产业链条形成和壮大过程。具体实现路径是贵州五大新兴产业集中发力，以大数据为抓手融入三大产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