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成为重中之重，作为其子规则之一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更获得万众瞩目之殊荣，遗憾的是修改后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始终未能为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提供规范和引导，致使实践中法官判断非法口供的活动缺乏最重要的技术性支持而难以确保其统一性和确定性。因此，必须为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设置相应的认证标准．指导法官正确认定非法获取口供行为的范围，进而综合衡量非法行为对被追诉人权利侵害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排除非法口供的决定。

简介：特权是封建社会政治传统和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反映，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特权可以分为权力型特权和权利型特权。从权力型特权的角度看，可以把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作为其判断标准，其中以正当性为核心。三个标准的不同组合，构成权力型特权的不同类型。在反特权的时候，应当追求民主判断、司法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特权争议，避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

简介：买某系乌鲁木齐市某单位值班门卫，2011年11月27日23时许，买某在值班时身感不适中途回家服药。28日凌晨，因症状未缓解。其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市红十字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赶到其家中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买某死亡。

简介：9月17日，环保部发布《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即轻型车国五排放标准，对于6座以下的轿车，汽油车的氮氧化物限值降低了25％，柴油车的氮氧化物限值降低了28％，颗粒物限值降低了82％。

简介：高等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学要以应用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应用能力是高职数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分析现行高职数学教学中应用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从转变教师观念、优化高职数学教学内容、开设数学建模选修课、密切联系学生专业课等方面探讨如何培养高职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能力。

简介：食品监管渎职罪目前迫切需要明确定罪量刑标准,无论是个案中的法律适用解释,还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均是如此。在确立该罪的立案标准首先要坚持合法性原则,同时应兼顾明确性和适应性原则,兼顾区分性和可通约性原则,与相邻犯罪立案标准相协调原则。

简介：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定了以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判断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设立之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和办案程序，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以“非法方法”作为非法言词证据的判断标准并不能够满足该制度之目的与要求，应当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自白规则为要素、人权保障为主线，综合进行。

简介：尽管我国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但我国法学界对如何设定证明标准仍存在较大争论，如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观点引起的巨大争议。本文采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了证明标准的设定应使行政成本和错误成本之和最小化，并比较分析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国内对证明标准的传统法学分析在系统一致性、全面性和可解释性上存在不足，而法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并提出被传统法学分析忽视但却影响证明标准设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举证责任人为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需付出的成本，即行政成本。将该分析框架运用到最高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交警案中，可以得到不同于原判决的新结论，即该案证明标准可以进一步提高，法院有充分理由判交警败诉。

简介：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简介：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简介：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简介：网络空间虽是一个虚拟空间,但互联网自由不是绝对的。互联网审查的现实必要性在于政治、社会、安全和控制互联网等多重因素;其多样性表现为各国往往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和行业自律等手段开展互联网内容的过滤、屏蔽。尽管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开展互联网审查的依据是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或国内法的主张,但互联网审查存在危及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等人权的可能性;而由于缺乏评判各国互联网审查的统一标准,有些国家的审查措施反映良好,而另一些国家的网络审查则遭到非议和批评;肆意地对别国的互联网审查状况进行评头论足,往往会引发有关国家间的对抗、而无益于其改进。有学者提出公开、透明、准确、有效等参考标准,来衡量各国开展互联网审查的合法性或合理性,但这些标准存在实施困难等问题、而难以推广。

简介：诈骗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问题。关于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主要有占有说和失控说两种代表性观点。我国司法解释也采用占有说。本文通过对犯罪本质、犯罪既遂定义和诈骗罪的罪状描述得出失控说应当作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司法实务中容易产生分歧的案例。

简介：应理性客观的看待企业家院士问题，参选院士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工程技术领域有无突出贡献，而不必刻意强调其企业家身份

简介：本文主要包括八部分内容。首先，明确了法律援助标准的概念、种类和意义，指出了法律援助标准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法律援助标准种类不完善、概念不明确、各地标准不一致等。然后，围绕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标准、法律援助案情审查标准、案件指派标准、办案协作标准、案件统计和办案补贴发放标准、服务质量标准及控制方法等逐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法律援助标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简介：司法程序现代化是在传统司法程序基础上不断扬弃而形成与新的社会背景相适应的更为合理科学的现代司法程序的过程。司法程序现代化的标准不但是司法程序现代化成果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指向现代司法程序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司法程序现代化的标准包括形式、价值和实践三个方面，形式标准可以区分为周延性和体系性两个方面，价值标准则包括公正、和谐和效率三个方面。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简介：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有新旧两种标准.“旧说”以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是秘密或公然的偷抢行为作为界分标准,“新说”以是否以对物平和的方式抢夺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作为界分标准.公开盗窃超出盗窃罪所能容纳的社会危害性的范畴,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刑法中也有相应佐证；“旧说”主客观具有一致性,不会扩大抢劫罪的犯罪圈,适应我国当前复杂的刑法实益.

简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的这一“硬性”标准，值得每一个党员干部认真对照，自觉践行。

简介：<正>在建构我国《商事通则》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商事通则》的适用范围,这离不开对商主体认定标准的确定。通说认为,可将大陆法系国家的商事立法体例分为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中主义三种。这三种立法体例的区别主要体现于商人的概念界定上,即是以商人的概念出发界定商行为,还是反之以商行为的概念出发界定商人,并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不同的商法的适用范围。采用主观主义立法体例的商事立法,即是从商人的概念出发界定商行为,其代表者为《德国商法典》。《德国商法典》被认为是"商人的特别私法",开篇即确立了商人的身份,并以商人身份作为适用商法的基础。《德国商法典》第1条将商人界定为"从事商事营业经营的人",而"商事营业指的是任何营业,但是企业依其种类或者规模不需要以商人方式进行经营的除外"。显然,"商事营业的经营"的外延要大于商行为,是大量的、不特定的、具体的商行为所形成的经营性活动。而《德国商法典》第343条所规定的商行为则是"商人所实施的、属于其商事营业经营的全部行为"。可见,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