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引入算法灾难这一问题,首先重新阐释了保罗·维利里奥[PaulVirilio]的原初事故[originalaccident]概念,在其中他发现了事故之双重含义的融合[conflationofthedoublemeaning],这双重含义为1)实体的述语[predicate],2)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偶然事件在技术灾难年代[thetimeoftechnologicalcatastrophe]的完全实现。本文与维利里奥的不同之处,在于进一步区分了第二自然(一种自然一技术的有机结构,福岛灾难作为例证)的偶然性和埃米尔·布特鲁[色mileBoutroux]所阐明的自然法则下的偶然性。第二自然[thesecondnature]来自理性在对抗事故中的不断外化[constantexteriorisation]——这一点柏拉图早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就提出了,此篇中理性是他在反-悲剧戏剧[anti—tragictheatre]中用来预防偶然性[τυχη,亦即luck]到来的措施。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区分了“运气”[τυχη]和“自动性”[τοαυτοματου],视它们为可能性[chances]的两种形式;然而,如今的我们观察到,作为当今自动化[automation]的自动机[automaton]正在创造着一种机运[τυχη]或者偶然性[contingence]的新形式,导致了算法灾难[algorithmiccatastrophe]。这些灾难通过金融市场的“闪电崩盘[flashcrash]”、亚马逊云计算[Amazoncloudcomputing]的设计原则(一切都会失败)等得以证明,实际上,早在1960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以及最近斯蒂芬·霍金在反对人工智能的评论中,都对这些灾难提出了警告。本文建议通过阅读昆汀·美亚索[QuentinMeillassoux]有关偶然性的绝对化[absolutisationofcontingence]去理解算法灾难的思辨美学[speculativeaesthetics],从而结束全文。
简介:通过文献学术关注度的设计与统计分析,得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抗战音乐研究共分为特点各异的四个阶段,文献关注度在第二阶段的1995年达到顶峰,文献传播度最高年份为第四阶段的2001年;抗战音乐研究共涉及13个学科,研究内容的分析展现了音乐学在此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原因;通过普赖斯定律统计出高影响力论文主要分布在音乐舞蹈类期刊;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分析得出以《抗日战争研究》、《人民音乐》等期刊为抗战音乐的核心研究阵地;作者机构的具体布局分析得出来自高校音乐专业院系的学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干力量;从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和聚合分析看出,研究主题主要形成了早期抗战音乐家及其作品对比分析等八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