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反映了过去二十年来地理学系在文化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评估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与早期支持者所预料的相反。文化经济一直是一个多义词,有时候,它指的是"文化"与经济地理学融合的一类事物,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些经验。其他学者将文化经济研究作为一个契机,超越文化和经济的方法论对立,对"文化"和"经济"作为学科的基本分类属性进行质疑。后一种研究路径被广泛运用在对技术、知识和社会的经验研究中。文化经济研究的逆向取径有助于地理学者们跨越原有研究范武的局限,在越来越具有专业化倾向的学科和次级学科领域中形成了令人不安的竞争。风险在于,对日益专业化研究的基础结构进行质疑后,在业已分类、学科固定的大学里,文化经济研究艰难地"谋"一席之地。在结论部分,我将讨论未来的愿景。文化经济的生命力可以通过与热点议题,诸如气候变化、人类生存和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等结合的方式来接受检验。文化经济的多义性可以通过这些议题来证明构建性的技术中心主义市场"困境"的超越,回答那些关于如何才能让我们城市更"绿色"的乏味假设——相反,文化经济促使民族志在关于人类如何获得、使用、交换和评价那些作为道德伦理和社会存在的物质经济资源的整合。
简介:作为青春科幻类'反乌托邦'流派的新典范,《分歧者》系列在'反乌托邦'文学谱系中的亮点,在于其基于性格原型进行的社会分类与生命政治实验所带来的社会反思。在遥远未来的芝加哥城,人按照五种美好品质分为五类,其中不属于任何一类而又兼具多种品质的被视为危险的分歧者。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分歧者的身份是多重和变化的。从人类学视野看,'分歧者'从社会分类禁忌的'异类'、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任人宰割的'赤裸生命'逆转为生命政治实验的终极目的——人类的拯救者,在带来故事情节的柳暗花明之时,亦重复着人类文明故事的亘古原型:蕴藏着生命无限潜能'异类'的,既是社会秩序失范的'危险'力量,也是开创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
简介:邓小平在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党内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性。为此,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对历史与现实问题分歧严重的时刻,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搁置争议,大胆地闯;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等解决途径,有效规避了正面冲突,缩小了分歧,从而为“四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些策略在提出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能为今后化解类似危机提供启迪,即要善于区分党内思想分歧的类型和程度,要正确运用策略以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掌握好策略运用的量和度,要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策略运用的能力。
简介:中国历来的器物设计,基本上都以"对称饱满"为基本特色。而日本人在艺术中尽量避免"对称和饱满",在遇到功能要求左右对称的物体时,也尽量采用非对称性的设计手法。中国人对"对称饱满"的执著和热爱,一方面是由于人的形体左右对称这一生理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是文化与政治所决定的。长期的农耕文化和以儒家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导致了一种追求圆满、尚全忌缺的审美要求。而日本的地理格局导致了自然灾害较多,日本人对这种巨大的且根本无法预防的自然灾害感到束手无策,因此开始祈求自然神灵的保护。日本人对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怀有景仰之心,在日本人生活中,也是处处仿照大自然,避免对称公正的造型和格局。日本对"倚斜残缺"的偏爱,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文化的很重要的特点——"物哀美"。
简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在市场经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包括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制度属性,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不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可以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排斥计划等。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原则性分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给予正确的回答。
简介:近20年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出现"失语"、"缺位"、"告别理论"等诸多问题与倾向,这不仅遭到多方责难与质疑,也产生若干理论分歧。在本访谈中,一方面,熊元义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绕开分歧,只有深入地解决分歧、才能真正推进文艺批评的深化——由此提出文艺批评的理论自觉问题。另一方面,熊元义着眼于对中国悲剧的研究,他将中国悲剧精神概括为: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绝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力图将悲剧问题与当代艺术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熊元义通过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现状的反思,指出我们需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界民族艺术观的发展,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