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公务执法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冒充执法人员诈骗的案件也频繁发生,这导致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执法相对人对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认识错误的案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结论,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具有重大实务意义。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问题,与此要素在妨害公务罪中的体系地位密切相关。认为公务行为合法性是构成要件要素的观点,被认为存在刑事政策上的难题;而客观处罚条件说则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也无法妥善处理基于合理原因的认识错误;违法要素说没有成功区分合法性的基础事实和合法性的评价本身,并且与二分说一样,都建立在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等于反抗行为的违法性这一错误假设基础之上。既然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构造是反抗合法的公务行为,那么,公务行为的合法性就应该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至于构成要件要素说可能引发的刑事政策上的难题,可以通过行为人所属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和未必的故意理论来解决。
简介:不能以俄国十月革命是共产党靠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就断言苏共执政不具有合法性。苏共是在1917年10月25日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1918年1月11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两次获得大多数代表民主选举而成为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执政党。然而执政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当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有可能失去执政的合法性,1921年发生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水兵起义即是实例,列宁当即改行新经济政策才重获执政合法性。后来又发生过多次执政合法性危机,但因苏共形成四种有严重弊病的政治体制而未能消除危机。这就是由多党合作制变为党外无党的一党掌权制,由党内民主制变为党内无派的一派掌权制,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变为全部政权归党中央,由民主选举制变为领导干部层层任命制和苏维埃代表等额不民主选举制。苏共中央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失去党心、民心、军心,拖延到1991年苏共终于被广大人民抛弃,失去了执政合法性。
简介:制度权威是指制度的规则、规范等客体性要素,“嵌入”到主体的心理结构中,从而实现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制度权威的逻辑包括合法性、认同和权力强制三个方面,其中合法性是起点,认同是关键,权力强制是保障,三者构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现代政治是权利政治,制度的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调节权利义务关系和承载价值规范,这决定了合法性是制度权威建构的逻辑起点。认同是指人们对于制度的规则和规范性要素。形成心理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它是制度权威建构的关键。逻辑由认同走向权力强制.是由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制度由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过渡的历史进程.也是认同逐步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引入权力强制。
简介:法国诱惑侦查最早起源于司法实践,主要用于打击毒品交易、淫媒以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犯罪。20世纪90年代,里昂海关官员涉讼案在法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直接促成立法者表决通过诱惑侦查的正式法律,确立了诱惑侦查的程序框架。此后,新的立法尤其是2004年的贝尔本二号法律又对诱惑侦查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引发了对该侦查机制合法性规制的担忧。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诱惑侦查模式具有四大特质:较周密的判例设定、较审慎的适用原则、较独特的合法性认定标准以及较宽泛的法官裁量权。其中,严格限定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以及“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合法性认定标准尤其值得中国学习。
简介: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舍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简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崭新科学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执政合法性和领导科学性。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伴随人类文明转型必然出现权力核心,后发国家的正反实践经验也充分说明了文明转型必须依靠权力核心强力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实践证明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执政的合法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信仰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人民的选择给与了党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从领导的科学性上看,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的指导思想,深厚的贤能政治,独特的政党制度,独创的协商民主以及不断完善的纠错机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了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要求。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合法性与科学性,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是不容置辩的科学结论,也是历史、人民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