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父母饮酒与儿童青少年饮酒的关系,为儿童青少年饮酒的防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济南市城区8~17岁儿童青少年,通过调查问卷获取儿童青少年及其父母饮酒的相关信息,共获得有效样本量2 785人。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饮酒与儿童青少年饮酒的关系。结果儿童青少年饮酒者占11.2%(311名),父亲饮酒者占58.6%(1 633名),母亲饮酒者占7.3%(204名)。与父亲从不饮酒者相比,父亲现在饮酒(OR=1.36,95%CI:1.03~1.80)和重度饮酒(OR=2.09,95%CI:1.44~3.05)与儿童青少年饮酒存在关联。与母亲从不饮酒者相比,母亲现在饮酒也与儿童青少年饮酒存在关联(OR=2.72,95%CI:1.89~3.91)。与父母均不饮酒者相比,父母仅一方饮酒(OR=1.58,95%CI:1.20~2.09)和父母双方均饮酒(OR=4.12,95%CI:2.73~6.20)与儿童青少年饮酒存在关联。按照性别、年龄组分层分析,男生组及13~17岁组的结果与总体结果类似,但是仅父亲重度饮酒或父母双方均饮酒与女生、8~12岁儿童饮酒存在关联。结论父母饮酒可能是儿童青少年饮酒的重要影响因素。今后儿童青少年饮酒的防控政策制定应该考虑父母饮酒因素。
简介:摘要有害饮酒给社会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7)显示2017年我国饮酒致死的人数是1990年的1.82倍,导致的死亡人群归因分值增幅达44.13%。饮酒导致的疾病负担日益严重。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限制有害饮酒综合干预策略比对分析发现,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有待完善的干预领域包括加强酒类生产、销售和流通环节的管控,通过企业自律、法规宣贯、家长和学校健康教育限制未成年人的酒类产品的可获得性;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填补限酒/戒酒适宜技术和服务的空白,提供酒精依赖快速筛查、简短戒酒干预等服务;加强酒类广告的限制措施,尽快出台新媒体(如网络、社交媒体)酒类产品营销活动规范;针对酒税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评估,定期审查与通货膨胀和收入水平相关的酒类价格。
简介:摘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饮酒与疼痛的关系密切。不同的饮酒方式对于急、慢性疼痛的发生和发展影响不同。为明确上述影响,分析酒精戒断后痛觉过敏情况,并为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从饮酒量、饮酒方式和饮酒频率多个方面进行探讨。长期适度饮酒可通过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的介导来抑制慢性疼痛,但长期过量乙醇摄入使中枢内源性阿片类系统失调,导致急性戒断期诱发痛觉过敏;短时间急性乙醇摄入通过酶的调节达到短时间的镇痛效果,而长期适度或过量乙醇摄入均可通过增强受体磷酸化使术后疼痛持续时间延长。今后需要更加确切的以人群为基础的饮酒与疼痛的研究报道,探讨饮酒对疼痛以及疼痛对饮酒造成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为临床治疗酒精依赖、慢性疼痛和戒断性高敏提供线索。
简介:摘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乙醇)相关性肝病是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慢性肝病,是造成脂肪肝的主要原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也会有不同形式的饮酒,肥胖与饮酒共存时脂肪肝的病因诊断更加困难。饮酒量和饮酒模式与慢性肝损伤、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代谢相关疾病间可能存在"J"型关系,即少量~适量饮酒可能对上述疾病带来一定的益处,但过量饮酒可能促进肥胖发展,加重肝病和代谢异常,增加发生肿瘤的风险。当肥胖与饮酒共存时,除评估肝脏病变情况外,也应重视筛查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减重和限酒仍然是治疗脂肪肝和代谢紊乱的基础,对于有药物治疗指征的患者,充分考虑利弊及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可以慎重选择。终末期患者可以考虑肝移植,术后亦应重视改善生活方式。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遗传和环境因素对饮酒的影响。方法对2015-2018年中国双生子登记系统募集的9 231对成年同性别双生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饮酒相关变量进行拟合,估计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结果共纳入9 231对双生子进行分析,其中同卵双生子6 085对。同卵双生子年龄(36.91±13.07)岁,男性占56.80%;异卵双生子年龄(35.22±12.48)岁,男性占55.91%。双生子高风险饮酒者共350人,占1.90%,中风险饮酒者共367人,占1.99%。中风险饮酒受加性遗传、双生子共享环境及各自环境的影响,遗传度为24.3%(95%CI:0~56.8%),共享环境可解释50.7%(95%CI:20.4%~79.0%),特殊环境可解释24.9%(95%CI:18.3%~36.5%)。而高风险饮酒则主要受双生子共享环境及各自特殊环境的影响,共享环境可解释75.6%(95%CI:69.6%~80.8%),特殊环境可解释24.4%(95%CI:19.2%~30.4%)。中高风险饮酒的遗传度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中遗传度为30.8%(95%CI:9.8%~53.5%),在女性中则主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结论中高风险饮酒行为主要受环境影响,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且随着饮酒量的增加,环境对于饮酒行为的影响作用更趋显著。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饮酒与HIV阴性嫖客高危性行为的相关性,为预防性传播HIV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分别在济南市与海口市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招募HIV阴性嫖客为研究对象,估算样本量337人,收集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性行为和饮酒等情况。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81名研究对象中,≤40岁者占89.2%(340/381);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者占85.3%(325/381);婚姻状况为恋爱/同居/已婚者占53.2%(202/380)。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83.7%(318/380)。最近1年内,80.8%(308/381)的嫖客发生过商业性行为,79.8%(304/381)有非商业临时性伴,62.7%(239/381)存在高危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年龄、居住城市、户籍、在本地居住时间、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和婚姻状况、艾滋病知识知晓与HIV相关服务、最近1年商业与非商业临时性伴数、商业性行为花费以及HIV检测频率协变量后,与近1年饮酒频率≤2次/月相比,饮酒频率≥1次/周(aOR=3.22,95%CI:1.25~8.27)者更有可能发生高危性行为。结论饮酒与HIV阴性嫖客高危性行为的发生密切相关,会增加HIV传播风险。在艾滋病防治中,应将饮酒行为干预与预防工作结合起来,提高安全套的正确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