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4年4月,净空法师给北京高校学生宣讲《多元文化教育与和平》,赢得青年学子的满堂喝采。不久,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世纪大讲堂》先后分两次播放。一位佛学法师缘何热情关注人类教育事业和世界和平大业?人类社会的现状有哪些令法师忧虑的地方?人类又将如何面对和解决?拥有高深学问和出众智慧的法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文明进步、社会秩序的安定祥和、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只要给少年儿童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并教育青年人拓开心量,包容他人,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净空法师颇为动情地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国家建立了许多国立中学,收容我们,我逃难到贵州读中学,成了流亡的学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家。老师照顾我们超过父母,我们对老师有热爱之心,我们的同学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照顾,那个感情之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本期刊发段宣怀《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泉慈幼院》就可起到突出的印证作用,能够加深我们对这一段话的理解。
简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边疆民族地区是难点,也是重点,责任重大,意义特殊,可有效遏制边境村落“虚空化”态势,引导乡村多元文明回归,强化边疆绿色空间的生态支撑,提升边疆各族群众国家认同水平。但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面临乡村产业发展凋敝、乡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乡村精英外流严重、传统习俗及伦理资源趋于弱化、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等阻滞因素。应从以培育壮大乡村特色农业产业为重点,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以繁荣乡村传统民族文化为载体,激发乡村多元文明复兴;以健全乡村环境保护机制为动力,涵养乡村绿色生态空间之源;以净化乡村社会风气为抓手,营造乡村和谐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加以应对。
简介: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不仅在国际领域对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国家内部治理的新课题,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土面积广阔的国家。本研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重新审视气候变化对边疆的影响。研究梳理了自然科学和考古的研究成果,发现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变动不绝于耳。边疆不仅仅是中国的生态屏障所在,由于地理地貌的构成特点,也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区域。未来气候持续变化的情况下,边疆地区在水安全、粮食和国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海岸线安全和重大工程安全方面都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些都将成为边疆治理的新内容。文章认为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除了在工业化发达地区继续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减少资源消耗以外,在广大的边疆地区的生产活动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走生态发展之路。同时,建立边疆适应气候变化的长期机制是边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成为当今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简介:本文考察了1959~1961年中央与地方的"报告—批转个案—指导全局"的互动关系和信息反馈系统,分析当时严重灾情为什么迟迟没有得到上报和应对。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比较重视灾害和饥荒问题,要求"一点也不要隐瞒";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广东、贵州、甘肃及农业部报送的几个灾情"并不严重"材料,迎合了毛泽东反右倾、进一步"大跃进"的需要,使全国大部分地方不敢将灾情和饥荒如实汇报;1960年6月起,中央认识到灾情和粮食危机十分严重,开始把抗灾保粮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全面救灾工作已经延误了一年。这种撇开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由地方党委个人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中央最高领导人又带强烈倾向直接批转个案的反馈系统,造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弊病,是三年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简介:明末清初的粤东北地区,先是发生地区性的动乱,后为全国性的王朝更替之乱,社会动荡不安。崇祯元年(1628),镇平县发生苏峻等“五总之变”,引起粤东地方社会动荡,一直延至明末。明亡后,粤东土豪竞起,先后有江龙、刘良机、吴六奇等占据程乡、大埔。至顺治八年,始归人清朝版图。但至顺治十年,又经历郝尚久反清复明之变。而在沿海,郑成功的南明势力与清兵在潮州地区进行了长达9年的拉锯战,直至康熙元年(1662)据守南澳的郑军将领陈豹向清朝投降。康熙十二年又卷入“三藩之乱”,潮州再次成为主战场之一。直至康熙十六年,刘进忠投降清朝。康熙十九年清兵攻克达濠寨,丘辉逃往台湾。从此,清王朝对潮州的统治终于得以稳固下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至此,粤东地方近60年的地方动乱局面,终于结束,地方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简介:在医疗社会史视角中,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防治中的中西医协调,不仅仅是一场卫生防病实践,更是掌握国家公权的执政党对社会的一次整合。中医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西医彰显了现代科学的文明,对这两者的协调与整合,需要找到一个依托点。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依托点便历史地落到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上,由此也使得这场医学协调活动不仅对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诞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卫生领域的延伸。执政党对中西医的成功协调,也展现了其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能力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