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1]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亦是如此。人类学家对此有所记录与描述,摩尔根说:“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另一方面,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简介：一、情理法的精神“《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1]大概而言,这里所谓的“天道”大致是指时、月、日等自然事务;所谓的“王法”大致是指讥、贬、绝等制度规范;所谓的“人情”大致是指尊、亲、贤等人伦之本。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三科九旨”,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大旨”。

简介：美国的公开权因洛克劳动理论而繁荣,也因洛克劳动理论陷入制度困境。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问题,其核心是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兼顾,兼顾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才能确定保护主体和客体,进一步使保护范围得以内生性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自治理论更接近问题的核心。

简介：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治外法权被攫取,直接打破了清帝国的司法独立。内忧外患催动了帝国的崩溃。清廷被迫在庚子事变之后进行预备立宪和修订法律。沈家本在内的中国法学家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拓者,在其努力下,西方法律文化被引入、继受和变通。但是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历经探索、改良、变革等不同阶段,传统司法在曲折的历史中艰难地向近代化司法逐渐演变。笔者选取刑事司法作为观察视角,注目于清末变法时期及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比较两个时期,来分析刑事司法层面的微妙变化,并尝试从这种变化透视近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演变进路。

简介：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陈述规定为独立证据种类之一，这是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一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又同时具有证人的特征。这就造成被害人角色分配紧张，被害人陈述法庭质证程序出现乱象：作为当事人之被害人有权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有权以发问的方式对其它证据进行质证；作为被害人陈述主体之被害人，实际上承担证人功能，而法庭审理是禁止证人旁听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直面实践问题，以“精细化”为立法技术思维模式，在进一步明确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基础上，完善被害人陈述法庭质证程序。

简介：对于美国宪政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中国法律人对本国宪政问题的思考。本文指出，美国司法审查基本上被中国宪法学者误解为一种单向度的横向审查，即一种发生在联邦政府层级内的水平审查。但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司法审查史内，司法审查主要表现为纵向审查，即中央对地方的宪法审查。马伯里范式的司法审查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把握司法审查的意义所在，只有在纵向分权的国家建设视野内，才能发现美国司法审查的历史性意义。

简介：审前羁押替代措施在我国面临着适用不足而审前羁押率过高的窘境,国内对此的研究多停留在法律条文层面,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文章在技术层面上提出了以认识并控制其中的诉讼风险来提高审前羁押替代措施适用比例的观点,再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研究脉络和实践经验,主张至少应当从调查、评估与控制三个维度对审前羁押替代措施的诉讼风险展开研究,同时应注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诉讼风险评估的客观性以及诉讼风险控制的全面性,建立以量化的诉讼风险指标为基础的决策参考体系。

简介：

简介：监管者在银行破产中享有巨大的权限。在许多国家，利益受损的股东或存款人针对监管者提起侵权之诉，银行法赋予监管者豁免是受害人败诉的主要原因。给予监管者一定程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保护不应使得受损方不能获得实质的救济。从经济、政策或正义层面来看，给予监管机构侵权责任的绝对豁免并不合适，绝对豁免与金融体系稳定、效率和正义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维持效率的同时，应当分析受害人和监管机构在损害过程中的角色，而不能采取过于僵硬的绝对豁免的方式，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的统一。

简介：上诉机构的结论与裁决对我国今后的同类申诉将产生积极作用。WT／DS379案是我国对“公共机构”与“双重救济”问题的申诉首次获得上诉机构支持的成功例子。当前对这两个成功实例加以剖析与评论，并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在近年我国频遭欧美等国外双反调查的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且具有实际意义。

简介：案件质量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线，如何健全案件质量监管体系，实现对案件的动态监督、过程控制和质量监控。以达到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是检察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从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内涵与设计原则定位出发，对现行制度及实现模式进行审视评析，寻求影响案件质量的制度症结，并以公诉环节的质量管理为视角，提出建构包括建构案件质量监督统筹主体、强化案件质量的预先控制和过程管理等内容的质量监督机制的整体框架。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此项改革旨在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外延、改革路径,＂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关系,还未形成定论,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审判中心研究＂创新团队组织本次笔谈,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为此项改革提供智识支撑。

简介：社会救助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并应考虑社会救助立法城乡一体化、完善社会救助责任的主体建设、完善社会救助对象和标准的确定、整合社会救助的管理体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检察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纠正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存在的检察权地方化和检察一体化过度运用的问题,确保检察机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进而保障检察权的良性运行。本文运用逻辑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在介绍当前我国检察权运行的现状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为了保障检察权独立运行而建立的两项制度：一方面,为了保障外部独立,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人财物垂直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内部独立,实行主任检察官制度。

简介：“法学家法”（Juristenrecht）又称“学术法”、“学理法”，指法学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所获得的法，它与其他法的渊源和形式密切相关，是实在法的一种重要的渊源和形式，但国内学界对其专门论述很少，对其属性也颇有争议，所以有必要加以探讨。我们的探讨以对此问题有系统论述的埃利希等人为切入点，然后从法律渊源的角度作一些研究。

简介：在代理之中，民法所标榜的自我决定原理如何实现？代理人在代理时的自由意思决定，往往让人以为意定代理的本质是代理人一人的具有“他人效”的行为。但事实上，意定代理在本质上就是本人与代理人的共同参与。相应地，代理权授予行为与代理行为也应被统合为一个法律行为，由此生发出代理效果。所以当本人在代理权授予时存在意思瑕疵时，可以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以下各规定，直接撤销包括代理行为在内的整个法律行为，或宣告该法律行为无效。

简介：唐代律令中＂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一法律用语究竟是指价金没官,还是指买方丧失价金追索权,卖方保留田价,从《唐律》的版本及其与《宋刑统》引录唐令的方式可见,《唐律》＂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并非＂讹衍＂或是《宋刑统》误植,因而与＂没官＂说矛盾,且其所规范的行为与《唐律》所规定的＂没官＂条件并不相契。从该用语所适用的共同前提,吐鲁番文书及唐代土地交易的实况可见,买方因未履行申牒义务而遭致丧失价金追索权的处罚,既符合法理,也有助于抑制土地兼并、实现社会财富相对均匀。敦煌文书和族谱所载现实案例也表明,当时的民事法律活动在＂法无明文禁止＂及意思自由的情况下,对这一倾斜性立法进行了适当变通。

简介：本文以公诉案件为视野,探讨了刑事诉讼作为正式制度的几种合意:辩诉交易、程序选择合意以及证据问题的合意,分析了不同内容的合意的效力范围.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刑事诉讼中合意制度化的理论前提:控辩平等、分权制衡、程序主体性等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和全面制度化,并提出: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尚未从实质上确立控辩平等、分权制衡的格局,程序主体性也不能从运作层面上得到贯彻,从而缺乏合意成立的基础:意思自治和主体平等,因此,当今刑事司法改革不应以彰显合意为重要内容,合意的制度化或合法化历程应当缓行.

简介：辩诉交易权作为最具能动性、裁量性的检察权，其公信力的提升必将推动检察机关整体公信力的进步。任何权力终究要由人来行使，检察官谨慎、公正、果敢、远见的职业品格必将促进辩诉交易权客观、理性地运行，提升检察公信力。但是，职业品格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检察文化的营造、内省修养的凝炼等方式来促进其生成与发展。

简介：司法对于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转型中国遭遇的许多案件使得法院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危机,这是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在社会变动时期所遭遇的难题。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高风险无法用已有的法律来化解,形式理性法及其推崇者所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无法实现。在类似＂许云鹤案＂这样的情形中,公平责任在分担这种风险时极有可能瓦解这个社会,带来社会团结的悖论。保持司法适度的克制,同时加大法律共同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协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选择,也是司法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