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先增量性改革,后存量国企改革,但应防止片面强调增量改革避重就轻;混合所有仅是近期目标而非终极目标,防止＂为改而改＂,配套改革必不可少;应转变传统的＂控股＂思维,以金股制、优先股、加权股等股权制度创新体现国有资本的主导性,同时满足民间投资者追求股东平等的合理诉求;坚持员工持股与外部投资者平等原则,维护改革公开公正;坚持内资与外资平等原则,不设＂负面清单＂。国企的改革应规则先行,依法推进。

简介：对我而言,研究中国传统法最主要的问题是寻得一个恰当立场。中国人从未清楚表达或详细解释他们的法律原则,而中国传统法制与我们的习惯大相径庭,以至于不能单纯地从西方法的术语出发来理解中国的传统法。然而,既然中国传统法制是一套以法典为核心的复杂体系,那么一定存在某种途径可以对其进行研究。[1]本文展现了作者探寻研究途径的努力,通过对《大清律例》的内在分析,探寻了从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法律原则的可能性。本文仅是这类分析的第一步:对法典中关于“贼盗”篇(在英语中可翻译为theft)的研究。

简介：

简介：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弥补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定的不足，为我国民事审判实践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但是它是在“当事人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制定的，过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和法官的消极中立，根据近四年的实践情况来看，产生了诸多问题：（1）“诉讼达尔文主义”①。双方当事人因为资力、法律知识、诉讼经验等悬殊而处于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造成诉讼中的弱肉强食。（2）信访案件增多。《规定》实施后信访案件要比未实施前增加了5％，一方面因为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规定》过分追求形式公正赋予了当事人过多的权利，导致一部分人滥用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由于经济原因而使某些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承担了败诉的结果而觉得冤屈。（3）广大农民的不理解。由于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差，法律意识淡薄，普遍请不起律师，凭借自身的力量很难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他们就形成了诉讼上的弱势群体，并且《规定》有诸多条款是将原来由法院完成的任务转移到当事人身上，无疑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明明觉得自己有理，可往往在诉讼中输了官司又赔钱，与他们“有理走遍天下”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广大农民对这种情况不理解，甚至感到沮丧。

简介：赔命价，是对日耳曼语中的Wergeld一词较为生硬的意译，在日耳曼法中它是指杀人凶犯向被害者亲属支付的一种根据被害人社会地位而确定其数额的赔偿金，除此之外，由于杀人凶犯的行为已经对既有的“王室和平”造成了破坏，因此他还须向维护和平的国王支付一部分罚金。根据德文构词法，Wergeld由Wer，即“人”，和Geld，即“金钱”，这两个字组成，故其基本含义是根据人来确定赔偿金额的一种习俗，具体来说，是根据被害人的出身和等级关系来确定赔偿金额，拉丁文中相应的词汇是Aestimatiocapitis。

简介：阿伦特在其《人的境况》中将人的实践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类型。劳动和工作分别是与人的生物性和世界性相关联的境况,而行动则是与人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境况相关联的。她将行动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追求主体性自由的政治伦理,即体现在人的出生、创造和追求幸福的生命过程中的、主张各种权利的权利。行动理论中这种主体性自由能够克服人在劳动和工作境况中的生命贬值和工具化趋势,以人性尊严和主体性心境挑战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行动中的主体性自由不同于随心所欲的擅断行为,它能以人类本性中的良知和宽恕来矫正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预测性局限。人类行动作为追求自由的社会现象将遵循一种自觉与宽恕的原则,以便建构当今政治生活的道德生态。

简介：将精确打击中的制信息权用于绑架勒索案件的侦查,是保障人质安全,及时抓捕绑匪的有效手段.探索夺取绑架案件侦查中的制信息权,以情报信息引导精确锁定犯罪嫌疑人,安全解救人质的战术战法对于绑架案件的及时侦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社会观护制度产生、兴起于先进的刑事司法理念,现逐渐应用到民事领域特别是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审理之中,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向纵深发展。但该制度在我国的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倡导在涉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案件中适用社会观护制度,不仅需要肯定其积极意义,还需要深入探讨民事观护的特点、观护制度的程序价值、观护与审判的关系、观护工作范围等理论问题,并需要直面实践中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程序不规范、要求不明确、监督不到位等不足,应当从观护机构的设置、观护人员的选任、观护工作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障制度的正当性,实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促进案件顺利审理的双重价值。

简介：重构国际民商秩序中的国际私法李双元，程卫东，李先波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不应被认为只是一般的世纪之交，它很可能标示着人类社会的一次根本性的历史转型，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内部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对抗与残杀转入到真正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各种协商、协调与合作的机...

简介：在证券虚假陈述中,虚假陈述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上市公司民事侵权责任的核心要件,也是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易产生争议的地方。我国在借鉴国外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的基础上采用了＂因果关系推定说＂,但还需在揭露日的确定、因果关系类型的补充和系统性风险的认定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简介：<正>党和国家正在抓廉政建设。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是腐败不廉的一种重要表现。我国刑法颁布后,司法机关惩处了一大批收受贿赂的犯罪分子,对保证公务人员廉洁,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维护法律尊严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仍有不少收受贿赂行为未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党和政府起了严重的腐蚀作用,引起了群众不满。这些该受未受法律惩处的行为,主要有下述几种类型:

简介：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得到适用，但“可做不可说”，极具神秘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其增设为一种法定侦查行为，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制，这有利于防止其滥用而侵犯侦查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但许多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简介：我国现行制裁理念重强制，忽视认同，容易引起社会对立，也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奥斯丁和凯尔森主张法律的强制性，哈特却主张把制裁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否定法律的强制性，强调法律的认同性。法律制裁则经历了作为法律概念重要组成部分到被排除法律概念之外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制裁在法律概念中地位的深化认识。文章认为强制与认同都是法律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吸纳认同性将促进我国法律制裁理念的更新。

简介：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犯罪，无论是司法实践界还是学术界均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着重探讨一下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一、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的认定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照此规定，

简介：在目前利益多元、矛盾激烈、诉求途径有限的情况下，在矛盾双方或多方之间展开对话是寻求根本解决群体性事件办法的必经之路。而对话的本质是沟通、协商和理解。展开对话就是给予双方沟通的渠道，通过协商达到最小损害的结果。对话以合法、诚实、互信、守信为原则，以理性、合法、不超越底线为条件。不同的事件需要不同的对话主体，不同的对话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对话效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对话具有多种功能和类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巧妙地运用对话，以实现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效果。

简介：股份发行过程中认股合同的成立薛军福依照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８１条的现定，“公开发行”是指发行人通过证券经营机构向发行人以外的社会公众就发行人的股票作出的要约邀请、要约或者销售行为。这一概念使发行包括从发行人向相对人...

简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程民主和科学,保障决策的行之有效.我国的对公众参与的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所做的规定还不能令人满意.借鉴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立法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通过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协调好国家干预和公众参与、赋予公众提起环境诉讼的权利、加强公众宣传、保证信息透明等方式对其加以完善.

简介：自由与平等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价值。一定境况下，自由与平等总会发生冲突。在对待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上，不同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自由优先性主张，德沃金坚持平等优先。优先性是包括德沃金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者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主要方式。自由或平等的优先性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历史境况、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决定了自由或平等的优先性地位。德沃金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平等价值的独立性问题凸显出来。

简介：律师见证是指律师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和监督的一项活动。它旨在实现法律正义，然而，笔者发现该制度在设计与实际运行中存在两大悖论，即主观与客观的悖论和初衷与实效的悖论，致使该制度带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天性，并陡增处理民事官司的复杂性。因此，笔者认为封这一制度的期待应是“到此为止”。

简介：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犯罪构成要件承担着禁止性评价的规范功能，行为对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符合性是刑法归责的依据。在主观要件认定中，行为反证和司法推定是判断网络技术犯罪主观故意的重要方法。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