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半个世纪，既可为革故鼎新留下充分的余地，也能将错误凝固为历史的惯例。——题记一个好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简介：苏力关于"秋菊的困惑"是以个人主义的视角提出追问:由西方舶来的法律究竟能在何种意义上有效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然而,国家主义的法律叙事却自有其内在焦虑:当自成一体的法律日渐发展出包含"案件制作术"在内的各种旨在自我合法化的"合法性技术",国家如何才能确保法律始终是以符合预期的方式在"运作"?也正是因为法律对于国家政治强力的无能为力,使得国家越是基于对法律正当性的焦虑而实施干预与矫正,它就越是激发了社会"信法不如信访"的经验想象。就此而言,国家法律实践的深层问题或许早已不是苏力借"秋菊的困惑"而加以呈现的关于国家法律"再入"的焦虑,而更应是其在面对诸如"我不是潘金莲"式的社会诉求时,无法"退出"的乏力。这就要求国家不仅仅要"建设法制",更要"让社会运转起来"以构建让国家能够"进退自如"的社会治理能力。

简介：在我国的检察体制以及检察理论研究中,通常将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并称为“民事行政检察”。这是因为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初建之时就将二者合称。[1]实际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性质、特点、证据规则、诉讼理念等都存在很大不同,诉讼原理中已有论述。

简介：近年来,随着若干刑事误判案件的披露,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这种裁判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也就是对那些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案件予以定罪并从轻量刑。无论是从司法体制还是从法院内部的裁判程序方面来看,这种裁判方式都有其形成的复杂原因。在这种裁判方式的影响下,中国法院不可能成为司法正义的维护者,而只能基于现实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妥协和委曲求全来获得生存。但在＂冤假错案＂发生后,法院往往成为制度的牺牲者。只要这一裁判方式继续存在,那么,法院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就不可能树立起来,刑事司法制度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简介：“法律与经济学”理论运动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当今美国主流法学流派之一，这在法律思想史上实属罕见。法律与经济学对法学和法律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通过以“思想史的角度”对法律与经济学之“侵权法理论”展开讨论，重点表现在科斯的成本理论、卡拉布雷西的规则理论和波斯纳的侵权法经济分析理论。

简介：近年来，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参与活动成为公共生活民主化的典型符号。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已经相当普遍，但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尚待拾遗补缺。本文试图从法理和制度分析的框架对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进行探讨，认为我国有必要通过社会权利的可司法化，赋予公民救济其环境权的司法途径，旨在为我国环境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可资参酌的共识。

简介：<正>附带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因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应否赔偿的特殊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研究,在犯罪分子与被害人等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应该给它以什么样科学概念。刑法第31条、32条中的“被害人”、“犯罪分子”,是这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犯罪分子应负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义务,被害人有取得这些赔偿的权利,是这种法律关系的内容;因犯罪行为使被害人损失的财物,是这种法律关系的客体;犯罪分子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是引起这种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可见,只要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了经济损失,就在他与被害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简介：本文通过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相关概念的辨析，通过探讨这一提法的本意，引用者的目的以及受束的理解，笔者将“法律效果”界定为法律本身对法律行为合法性的评判，将“社会效果”界定为社会各阶层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法律及其实施的合理性评判，认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载体不应该只是法院的司法行为，而包括普遍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整个社会走向真正法治，趋向和谐的漫长过程，不是某一个机构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每个公民的共同任务。法院将其作为自身独自完成的目标是其角色定位的失误。

简介：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民族的俄罗斯传统中固有的地方主义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法制统一的实施。为了实现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法制统一，列宁认为，要制定反映人民意志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确立国家法制统一的基准；完善法律体系，构筑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保证公民守法、行政机关严格执行和法院公正司法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关键实施环节；设立检察机关厉行法律监督，则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制度保障。形成于苏俄革命胜利初期的列宁法制统一思想，对于当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消解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负面影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权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简介：2003年1月27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了一桩发人深省的案子:一位消费者到酒楼用餐后,从楼梯下楼时不慎滑倒致死,死者家人在与酒店方两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酒店楼梯推上了被告席,从而产生了中国餐饮业第一奇案.从这个案子立案之时起,记者就一直跟踪采访原被告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知道了案情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案子判决之后,记者又再次采访了原告与被告双方及双方的律师,所掌握的材料也更为详实.

简介：<正>目前,美国民事案件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刑事案件。一九八二年,美国九十四个联邦地区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首次超过二十万件大关,达206,193件,创历年来的最高记录。这个数字与十年前相比整整翻了一番,就是与一九八一年相比,也上升了14.2％。而一九八二年审理的刑事案件仅比上一年增加4.3％。

简介：一、关于我国刑法的本质和任务在这个大问题里,主要应把握以下四点:1.什么是刑法?关于什么是刑法,也就是刑法的概念,教材中列举了三种关于刑法的解释:一种是从'刑'和'法'这两个字的起源发展解释它的含义;另一种是只在法律范围内来解释刑法的概念;第三种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刑法的真正含义。教材所以要概括列举这三种关于刑法的不同解释,目的是要让大家通过比较鉴别,真正了解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刑法的解释,

简介：Civil权利既不是所谓的民事权利、公民权利、民权，也不是郑君贤教授所说的“个人的自然权利”、“私人权利”。Civil权利实际上就是“贱民”不能享受的“贵民权利”。它历来都是法律强行规定的权利，而不是自然的先天的权利。它含有私人权利，但它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简介：“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设计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的关键：防止“一把手”变成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公民，解决各级对“一把手”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的问题。

简介：我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随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迫近,香港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笔者去年在香港大学法律系讲修期间,曾对香港司法制度作了专题研究。本文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对有关香港法院的几个问题作初步的分析。一、香港现行法院体系香港的司法制度主要是指法院制度,以及与法院制度相关的检察制度(律政司署)、律师制

简介：传统理论依赖于将外国法归属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定性来确定涉外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责任划分,但在比较研究中忽略了各国在诉讼模式等制度背景上的重要差异和在裁判方法上异曲同工的原理。而我国诉讼模式正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状态,由于缺乏基本裁判思维和方法训练所导致的对事实与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普遍误解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很具有典型性。从裁判技术角度来看,国际私法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外国法究竟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主要是一种概念争议,甚至争议各方已忘记了问题的出发点——各国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是如何配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和权限的？从这个功能视角出发,在概念上看似迥异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之定性或归类,在特定诉讼模式之中如果按照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相应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调查,并不会导致查明义务主体的重大差异。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符号之争,而应当置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对法官-当事人权限配置关系这一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以＂外国法＂为对象,以＂查明＂为目标,对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具体制度进行功能性考量,探索其适用规范。

简介：诉讼模式转换和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对诉讼结构分析的框架,成为民事诉讼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模式应是对诉讼经验和诉讼过程的分类与比较考察,不应前置为可以建构的理论目标和对司法发展的预期,从而架构性的按照单一司法理念来对诉讼模式进行设计。当下民事诉讼的理论发展应超越模式分析的类型学划分,避免诉讼模式的刻意的选择和设计,着重关注司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现实转化,超越在模式框架下的狭隘的理论建构,从实践合理性的角度完善诉讼结构,形成以实践理性为主导而不是权力话语主导的司法运作格局。

简介：今天在召开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中国梦”的如何实现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座谈的“法治文化和中国梦”这个主题就很适时宜，非常好。

简介：“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简介：一般人格权和侵权法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在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模式下，承认一般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的需求会大大降低。但由于传统法中侵权责任的成立，以损害发生为前提，以损害赔偿为唯一后果，这导致仅通过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条款不足以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正因为如此，瑞士民法典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德国侵权法三个小一般条款的结构一方面推动了一般人格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一般人格权融入到民法的整体框架中。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一般人格权的发展是侵权法对人格利益保护不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