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备受关注而法律规制制度尚处在探索之中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反竞争审查，是目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垄断认定中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2008年生效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知识产权许可中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提供“如何”规制的具体制度规则。以已有反垄断法的制度规则为基础，结合知识产权许可中的特殊问题，构建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是有效解决实践中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案件纠纷，并及时推动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走向合理与科学的重要途径。该框架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确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竞争损害”标准；二是界定知识产权许可限制涉及的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创新市场；三是选择基于“区别对待”的分析工具和基于“利弊权衡”的四步检验法。

简介：对于美国宪政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中国法律人对本国宪政问题的思考。本文指出，美国司法审查基本上被中国宪法学者误解为一种单向度的横向审查，即一种发生在联邦政府层级内的水平审查。但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司法审查史内，司法审查主要表现为纵向审查，即中央对地方的宪法审查。马伯里范式的司法审查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把握司法审查的意义所在，只有在纵向分权的国家建设视野内，才能发现美国司法审查的历史性意义。

简介：《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根据缺乏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造成学理解释上的尴尬和司法实践中的混乱。文章在考察中国司法实践和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行政行为合法要件和审查根据的设想。每一个行政行为合法要件可以在逻辑上区分为合法要素和合法标准，对于合法、合理的具体要求（合法标准）应当放在各个要素中分别讨论。从行政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分析，行政行为的合法要素包含在如下陈述中：如果有事实表明某适用条件成立，那么，特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一定程序作出相应处理。相应地，行政行为合法要件（审查根据）归纳为：（1）主体合格；（2）事实有据；（3）条件符合；（4）程序正当；（5）处理得当。文章还澄清了“行政职权”、“法律适用”等常用概念。

简介：双规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成为反贪案件强制措施的等功能替代物。此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反贪案件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证据、法律处遇的差异性，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基础结构能力的软弱和刑事法总体性的不足。刑事政策与检察院自身的考量也与之具有部分因果性。未充分关注到此制度结构导致了开一的刑事侦查互法设计，从而形成事实上对侦查的管制，双规由此作为非正式程序弥合了侦查力不足。挣脱此境地的根源在于基础结构能力的增强和刑事法总体性的改变。否则，即使刑事政策等因素被消除，侦查能力不足之功能需要也会不断催生新的非正式程序。

简介：刑事简易程序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为谋求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而应运而生的。1996年,我国通过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简易程序列入刑事诉讼法典;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颁布《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当期形势下,刑事

简介：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简介：与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不同，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人民法院享有独有的司法变更权。其内容是：人民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在审理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可中止审理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其法律依据就是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79条的规定。但在此条文中，刑诉法对"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作了不确定性的规定，因而对此处理具有很大的任意性，造成人民法院对简易程序的审理，判决同刑诉法规定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相比，更难把握和确定。为便于在审判中对发现不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案件的及时处理，排除因刑诉法规定的不确定性对法院审理判决的障碍，同时规范对不适用简易

简介：<正>控诉权与审判权彻底分立,这是刑事诉讼民主、科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从基本原则角度讲,法律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控审分离”这样的概念,但对于“控审分离”的基本含义及主要内容还是予以肯定的。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包括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

简介：人事制度改革是当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目前处理人事争议的“一裁两审”司法模式，对保护当事人权益和提高司法效率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客观上要求人事仲裁程序和人事诉讼程序作出相应的改进和完善。

简介：一、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方法1979年刑诉法规制下的审判程序是典型的书面审程序。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相适应，刑事审判既缺乏口证原则之关照，也就无须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在刑事司法传统语境中，证人不出庭状况与刑事诉讼构造之间不但不会发生冲突，而且正是后者的结构性功能表现。新刑事诉讼法要求证人应当出庭，其后隐藏的司法理念是通过口头审判的方式实现控辩对抗。虽然刑事审判的立法模式初步具备了控辩式特征.

简介：<正>一、类推判决核准程序的概念和特点类推判决核准程序,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作的类推判决,依法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审判程序。所谓类推判决,是指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所作的判决。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

简介：一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原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21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意见第132条规定，督促程序因债务人异议而终结的，申请费100元由申请人负担；债务人未提出异议的，申请费100元由债务人负担。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其本身是科学的。但是，按照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债务人对法院在支付令中确定

简介：在破产制度中引入重整程序，是在总结企业破产制度在我国施行多年的经验和借鉴外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固有破产制度的重大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破产法从以“破产清算”为主调，演进为“清算”和“再生”并重，并且在价值取向上明显有别于原《企业破产法（试行）》第四章规定的行政主导的破产整顿，而是更加强调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博弈和共赢。而管理人制度的引入，更是在司法活动中尊重专业知识和社会力量的显证。当然法制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现行《企业破产法》在赋予了管理人在重整程序中较大权利时，若干细节还有待完善。

简介：从程序法的角度,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李庄案享有审判管辖权,江北区公安局通过合并管辖对李庄案亦享有了侦查管辖权。但考虑到李庄案特殊的背景,不排除江北区公检法机关为使案件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而人为确定漏罪立案时间以及恶意进行合并管辖的可能。非法证据的调查应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先行进行,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调查时间的理解是对司法解释的曲解。庭审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是由立法缺陷造成的。检方撤诉不符合目前司法解释关于撤诉理由的规定。为防止检方随意撤诉,法院在对撤诉理由审查时应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同时应明确撤诉即无罪的法律后果,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条件应提高为＂有新的重要证据＂,撤诉后无需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简介：

简介：<正>1987年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可见,在我国法人可以构成特殊的犯罪主体。那么,法人如何参与刑事诉讼?其中有不少问题亟待探讨和解决。下面提出我们的看法。

简介：本文通过对传统行政行政程序与现代行政决策程序的比较，分析了现代行政决策程序所应当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并对行政决策程序作出了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原则作出了分析，得出了行政决策程序应当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公开性、监督制约性以及效率性的原则。

简介：<正>一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有没有程序?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纠纷,多数是主动去调解,即便纠纷当事人前来申请调解,也是纠纷随时发生随时调解,没有什么程序可言;有的认为,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本来就应有严格的程序,现在要正轨化、制度化、法律化,有必要建立一套象人民法院诉讼程序那样严格的程序,也可分为普通程序,适用于前来申请调解的纠纷,简易程序适用于主动去调解的纠纷;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人民调解工作实际的。要回答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有没有程序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明确程序这个概念。

简介：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研究中，贴近实战、定位于现场公安指挥员指挥程序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处置指挥程序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实践和理论中极其重大的应用价值，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处置指挥程序包括信息搜集研判与处置指令生成。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诸多变革之中维持了搜查程序的原有制度形态，这种不“变”的格局与西方国家搜查程序的法治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保障性、精密化、司法化的不足，凸显着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的制度缺陷。而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之规定又稍显保守。因此，未来我国搜查程序的改革，除进一步坚持法治化路径外，还需要引入利益权衡方法，使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功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