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无论大小强弱、发展先后、水平高低,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顺治元年(1644年),满族人问鼎中原,定都北京,为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实施有效了统治,必须尽快掌握汉语。但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满族逐渐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学习汉语汉字,开始了汉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满族学者也对汉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都四德《黄钟通韵》即是其中一部,为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黄钟通韵》以清代辽宁语音为基础,反映的诸多语音现象,至今仍保留在今辽宁语音中,对辽宁方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简介:林凤眠(1900—1991年)原名凤鸣,又名绍琼,后改名凤眠。广东梅县人。画家、艺术教育家。是20世纪中国画十大师之一。父亲是石匠,又是当地的书画家。他幼年曾受父亲的极大影响。18岁时,以勤工俭学赴法国、德国学习西洋绘画。1925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7年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即现浙江美术学院前身)。解放后定居上海,1979年被选为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后移居香港,直至1991年病逝。作品甚丰,有油画《人道》、《痛苦》、《悲哀》水墨画《乌鸦》、《水面》、《莲塘》、《宝莲灯》等。这些作品,“艺术世界依然纯洁多姿,他的线条更加老辣劲利,他的色彩愈益强烈,深植于他作品中那份孤独清寂的美,则更深蕴,更加动人。”
简介:已故島田正郎先生开创的北亚法制史研究领域中,蒙古法制史研究是目前在欧美、日本、蒙古国、中国境内的内蒙古等各地最为活跃的领域.关于其研究动态,本稿将蒙古法制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为通论性研究、蒙古帝国时期、北元时期、清代蒙古、1911年以后的蒙古等共五章进行介绍和评述.作为“通论性研究”,俄国学者梁赞诺夫斯基先生率先对蒙古法制史进行通论性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其未能解读以当地民族语言书写的法制史料,故其研究的价值有限.另外,岛田先生广泛并深入地搜集汉文法制史料,尤其在探明清朝统治时期的蒙古例的全貌方面功劳卓著.然而,由于未能参考满蒙文史料和西文研究成果,终与欧美研究失之交臂,故其名声未能远播.关于“蒙古帝国时期”的法制史,最近的研究焦点是: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典《大札撒》是否作为成文法真正存在.在“北元时期”的法制史方面,多数研究者皆以文献学的角度对蒙文法典进行研究,而只有《喀尔喀济鲁姆》得到法制史角度的研究.此外,在“清代蒙古”的法制史方面,日本学者、内外蒙古的蒙古人,以及欧美等国学者在继承俄国人开创的研究基础上,对蒙古例法典及审判制度等做了广泛研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关于“1911年以后的蒙古”法制史的研究虽已开始,且以内外蒙古学者为中心,但尚未呈活跃之势.今后,对各个时期的法制史,除文献学研究外,更需要富有法学特点的研究成果.
简介:<正>探讨古人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不但可以了解他们对整理研究古籍的贡献,而且还可以为今天的古籍整理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北宋时期,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有成绩的。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使古籍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北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古籍的聚集、审查、删补和整理研究,产生了《崇文总目》目录著作,编辑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鸿篇巨制。在这种风气下,不少学者纷纷从事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例如,在文学方面,整理刻印了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的集子,在经学方面,传注家蜂起,仅《易经》一书,有名的注本不下十几种。苏轼就是这些整理研究古籍学者中的一个。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真知卓见的学者。他谈自己的治学时说: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矣。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东坡集》卷二十八《上曾丞相书》)
简介:第一期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王震)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瞿林东)漫话各级学校历史课程的设置(朱仲玉)把喀喇汗王朝写进中国通史(魏良强)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间题(陈其泰)王国维唐尺研究综论(吴泽)一一王国维在古器物和古史研究上成就总结之一宋官修国史考(葛兆光)郑樵《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校补(吴怀祺)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刘炼)方壮酞传略(岳华)评童书业著《春秋左传研究》(赵光贤)《泉州伊斯兰石刻》序(白寿彝)第二期严峻的历史和史学的虚实(李侃)从教学和研究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王桧林)古代史官与典籍的形成及其作用(斯维至)传体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周春元)读《史通》札记(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