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南北朝时期，在有关“五经”的师承上，南北儒学一方面如双水分流，各有渊源；另一方面又互相影响，彼此修正。南方儒学在周隋之际北传，589年隋统一南北后，儒学进一步的交融造就出如刘埠、刘炫这样兼通南北的儒学大师，南学更一度风行河洛。在唐初大一统的背景下，孔颖达兼采南北，加以折衷，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完成了这一时期儒学的初步整合和统一。

简介：以文道统一,情理统一,人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美善统一,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秦汉审美文化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富于时代特征的表现.在秦代,它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尚用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汉代,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主张审美、文艺服从、服务于政治教化、伦理重塑、人格再造、稳定大一统的主旨,这种强调美善结合、刻意弘道济世,注重政治教化的审美功能观,在汉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感性形态和生活形态都有显著的表现,成为秦汉审美文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简介：姚配中承惠栋、张惠言汉易之学风，博采汉魏诸家易注，以郑玄易学为旨归，会通融摄诸家之长，能有己得。在易学上既摆脱了王弼“扫象”说义之解经路向，又不依从以虞氏易为代表的汉易象数派之纯粹为寻象而寻象之解经路向，开拓出了涵具二者之长的“象义”兼顾解经方法论。最终形成了以“元”理论为根基，以“爻画变化”理论为主要解经方法的易学体系。其思想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沟通象数、义理的宏大学术视域。

简介：霞谷是德性论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是贯穿霞谷著作的一条主线。其性情本源与全体之说认为“情其源头，性其全体，情其发处，性其用处”，以批评朱子；其四端七情之说主张“四端亦有气，七情亦有理”，理气性情合一，批评退溪的“主理”、“主气”之说；其良知说明确提出“恻隐之心即良知”，“以其全德之德而言谓之仁，以其本体之明谓之良知”，将情与知统一起来，反对将良知“专属知识一边”，主张德性之知即良知是由情感说明甚至决定的。霞各很推崇儒家经典中的《大学》，其中尤其重视好恶之情，认为“好恶乃一篇之要”，实即以德性为要，而德性之根本在情感。总之，“实心真情”是提高德性、实现万物一体境界的根本。这是霞谷对今人的重要启示。

简介：洛书式ＳＵ（５）大统一数学模型的提出与论证（一）ＳＵ（３）夸克模型的洛书·八卦解王介南拙作《洛书数字空间观照下的奇点和宇宙创生问题》①中曾提到“一个体积为零的数学点”。这个数学点的数量描述如下图１②。图１洛书式以±１＋０＝±１为结构常数的连续极限如图...

简介：<正>进入本世纪,西方科学越来越摆脱机械论的泥淖,大步地向以往的分析科学不能涉足的临界行为、突变行为、远离平衡态的系统行为以及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行为等复杂领域迈进,相继产生了以突变论,耗散结构、协同学为代表的旨在探索复杂组织系统的新兴科学。随之而来的是受到极大震动的自然哲学界直觉地将关注的重心轮回到与机械论对立的古代中国有机论自然哲学。这种现实的逼迫虽然无形中抬高了古代中国自然哲学的价值,但却少有切中要害的方法论省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要籍(譬如《周易》、《内经》、《淮南子》、《抱朴子》等)之间仍处于分立状态,并多少蒙着神秘的面纱。

简介：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对经学文本的统一，《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了解决“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统一的文本，因此他们首先对注家和义疏进行严格的筛选和比较，并以“疏不驳注”的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五经正义》则是为了用程朱理学纲纪人心，因此在对文本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内容上墨守程朱，在编纂上疏于考证，舛误向仍。

简介：一主体对某种思想、学说和理论等确信的态度是主体在任何社会实践，在一切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主观特征。由于主体在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对于某种思想、学说和理论等总是在主观上面临着“信”或是“不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又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取其所“信”，舍弃其所“不信”；行其所“信”，否定其所“不信”。

简介：<正>中国儒家学说东传,对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习俗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一千多年封建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研究我国儒学东渐的过程与东进后的演进与发展的历史,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一般说来,日本古代儒学大致经历了间接移植、直接模仿和日本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朝鲜儒学家王仁携《论语》赴日讲学,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9)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入隋进贡,这三百多年间,是日本间接引进中国儒学的时期,也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简介：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表述了一个“目的链”分析，他论证说：我们所有的实践与探究都旨在获得某个好，而每种好之所以好，又是因为有助于获得下一个好；这样，这些“好”就会排成一个“为了一为了一为了”的手段一目的链条，其尽头指向“终极好”。终极好的价值源于自身，而不再是因为服务于下一个好而好。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说这样的终极好就是“幸福”这个至善——幸福概念是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在现代，对自由主义主流政治思想不满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重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智慧时经常诉诸它。事实上，不仅政治哲学家们日益钟情古典幸福论，而且各国政府今天也正在现实政策规划中直接写入“幸福指数”。

简介：兼爱或博爱自先秦、汉唐到宋明,一直为儒家自身所主张并为儒家经学的主流性见解,并不专属于墨家。孟子的激愤斥责,并不妨碍他也有容忍兼爱的一面,普遍之爱与差等的社会可以相容。自古忠孝不两全,无父无君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真实选择。儒家的仁爱不仅有差等之爱,更有大仁大爱,即博爱或兼爱。从张载的兼爱到程朱的理一分殊,不论从一气还是一理出发,全天下只有一家人,血缘的鸿沟已经被跨越,儒家仁爱也因此有了更广博的蕴涵。

简介：一阴一阳之谓道,包含着三个问题:一是一阴一阳的关系;二是一阴一阳与道的关系;三是道究竟是二元的或是一元的.本文结合中西哲学史对此展开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已将易之三义(即易简、变易、不易)全部涵括在其中了.

简介：作为公羊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三世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与“充实”的过程。其初，“三世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春秋》历史的世代划分方式和记事方法的理论。在《公羊传》看来，“讳尊隆恩”与“辟害容身”是《春秋》“书法”的两个最主要特征。进而，何休创造性地将“内外之辨”融入“三世说”，赋予后者以拨乱反正之新义，“三世说”由是具有了王道论和历史观的色彩。随着清代公羊家对于“三统说”、进化论等观念的引入，“三世说”遂又成为通古达今和革故鼎新的象征。“三世说”的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作为经世之学，儒学始终直面现实，关注世界的变化，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回应、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

简介：哲学存在论的政治性和政治本身具有的存在论意义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形态。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和要求。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并相互构成。

简介：<正>《庄子》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是通过特殊的语言结构而展示的。“寓言”、“重言”、“卮言”、“无言”、“玄言”等几种语言形式就是《庄子》一书语言结构的集中反映。

简介：中国传统文化演进至晚明,出现了尊重人的感性生命和个性的哲学思潮。汤显祖当时对人做过深刻的哲学思考。他以宇宙论为这一思考的逻辑起点,认为宇宙是一个自然生化的过程,天地人同质同构在宇宙间产生恒动的生命效应。“生生不已”是宇宙的根本属性,寓于万物万象之间具有绝对普遍性。并以此为根据确立以生命力为本体的自然人性观。主张充分发挥人格化的生命力,创造合乎天性的人生,进入与天道合一的自然人生境界。这种人格理想使汤显祖最终关切人的个性自由这一现实问题。汤显祖的思想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基本精神上判然有别,而与本世纪初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潮中思想家的一些思路大体一致。和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也有相通的迹象。

简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与其“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且二者都与其解决“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思想困惑密切相关。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在生活“之中”的“投入”体验。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生活中的活理自然是“知行合一”的。把知与行分作“两件”时，已不是“知行本体”，即不是知行的原本状态了。知与行的原本状态是自然的合一的，是“紧切着实”的关系。“行”是“知”的不可分割的构成性的边缘境域。

简介：在当前与心一身问题相关的众多讨论中，非还原物理主义无疑是个备受争议的亮点。非还原物理主义的类型之一即无律则一元论，它认为心灵与身体之间是殊型同一关系，因而不存在严格的心理一物理规律。戴维森在《心理事件》一文中首次将随附性引人心灵哲学来解释心一身殊型同一关系。心灵与身体之间的随附关系目前甚至成为不同类型的非还原物理主义所共同接受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戴维森并未提供将随附性引入心灵哲学的充分理由。我们认为，随附性其实并不适合用来探讨心一身问题。

简介：本文对道南一脉中两项重要的思想史实进行考证，澄清以往相关记述中的错误。本文指出：程门立雪不在元祜八年杨时41岁，而在元祜三年杨时36岁；罗从彦师事杨时的时间不在政和二年罗从彦41岁，而当早于大观元年罗从彦36岁，元符三年罗从彦29岁时即已初见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