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讨论关于《实践理性批判》中“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一章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机”是否为实践理性批判引入了某种心理学的机制从而造成了这项批判的不一致。对此,笔者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实际上是指理性法则规定行动时,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具有的整体状态。我们既不能将其看作是道德法则规定行动时依赖的心理因素,也不能将其看作是理性的法则依据因果法则在主体中产生的经验心理学的后果。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道德法则作为动机”与“道德情感或敬重作为动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在整体状态的观点下,道德法则和道德情感可以被看作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理性法则规定意志时的不同方面,它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一致性。由此,我们也可以将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的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纳入到统一的理解之中。第三个问题是处理《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中“动机”含义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动机”一般是指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专指理性法则成为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时我们作为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所处的状态。这些著作在“动机”的使用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简介: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这三位思想家以其各自独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世界的虚无主义本质,他们三人都在现代文化之中看到了某种走向毁灭和衰落的趋势。将尼采、海德格尔与福柯的不同观念联结的线索是这样一个信念:虚无主义是现代性自身的结果,更是内在于西方历史之中的各种不同的遮蔽和遗忘的结果。这些遮蔽或遗忘在尼采那里被表达为在我们的道德化解释模式背后的被压抑了的谱系,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则表现为西方形而上学中对"存在"问题的取消。福柯和海德格尔都在尼采的著作中发现了超越虚无主义的最有效的早期表达,尽管他们三人的路径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解蔽的"治疗"属性,并立志通过揭露被西方哲学传统掩盖起来了的原始经验来克服虚无主义的危机。
简介: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分析了17至20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并提出理性-批判性辩论是这一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本文首先回顾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特别是其前半部分的主要论点;其次,指出正是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衰落不可避免,才导致他在其后期著作中转向交往行为理论;最后,本文提出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存在的一些内在问题,如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深入分析,忽略了文化、身份、宗教、科学等因素对公共领域的影响,以及对多重公共领域的忽视。作者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哈贝马斯理论继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简介:人类这一善于发明的食肉动物类型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是因手的诞生而成为人的。在能够自由运动的生命世界中,手是一种举世无双的武器。捕食动物的眼睛(它们“以理论的方式”对待世界)被添加到人类的手上了,后者以实践的方式掌控世界。人类不仅仅挑选武器,而且制造武器。这就是构成人类免于种属强制的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历史中唯一的现象。伴随着每一个新的创造物,人类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越来越成为大自然的敌人。随着“言语”和“规划”这一对范畴从人类的“手”和“工具”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在人类的世界和宇宙之间的裂缝也越来越大。
简介: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所以屡遭非议和曲解,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扬弃了近代以来主流政治学说所依据的自然法传统。在黑格尔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论出发把国家看作是个人权利的消极保卫者,其内涵等同于处于应急状态中的市民社会,黑格尔因而称其为外部国家;它不但保留着自然状态的残余,甚至还会产生和加剧诸如腐化与赤贫相伴的现代性危机。与之相对照,黑格尔所神化的内部国家或理性国家以实体化条件和制度化机制来整合和保障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性的自由,并将其扩展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和高度。黑格尔对于自然法传统的这一创造性转化不但用主体性的自由取代了现代权利观念与国家制度的自然基础,而且为建构当代的正义规范理论、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范本和思想准则。
简介:海德格尔和福柯时常被责难为伦理-政治的终结者,认为他们不愿意或无能于为合理的道德或政治判断提供基础。对海德格尔的责难一般都针对他思想的高度抽象的哲学化形式,他存在论的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以及他对"常人"的蔑视,因为这三者破坏了道德原则和政治责任。而谱系学的研究则使福柯相信规训的母体无处不在,所以并不存在最终的自由。静止的、规训化的力量网络是不可逃离的,一种"怀疑式的诠释学"取消了任何获得崇高的伦理与政治地基的希望。本文试图表明海德格尔和福柯确实为我们审慎的行为和思想,为我们的实践智慧提供了资源。通过规定一种引人注目的关于教养之培育的叙事,他们都含蓄地突出了道德与政治判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