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制文学含法制诗歌、法制散文、法制报告文学、法制小说、法制剧本，法制剧本又分为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戏剧剧本、广播剧本。21世纪中国法制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致力平于深化主题、革新手法、塑典型、提高效果，使法制文学成长为先进的文学之花、文化之化、文明之花。

简介：做"好编辑"是有路径可循的吗?很多人说有,可是真不见得.比如说做到术业有专攻,但在学术分支细如发丝的今天,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再比如说做一个"法学的边缘人",既然朱苏力已经放言自己是"法学的边缘人",还有谁敢这样自诩?况且法学作为与神学、医学共生的三大学科,其实与医学极为神似,骨子里讳莫如深,态度上冷冷清清.这让人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勇往直前还是作守株待兔状.

简介：陈晓景在《知与行》中撰文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和实现绿色发展，其具体路径也必须要遵循良法善治的法治内涵，确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法理念，通过治理能力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制化来保障和实现绿色发展。首先，保障绿色发展的法治思维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坚决摒弃强渊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

简介：审判团队建设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探索与抓手。目前审判团队建设面临人员、机制、辅助系统等多方面的问题,为此,应当严格审判团队选任程序,修改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建立人员退出机制,改革审判团队的决策咨询和考评机制。

简介：审判中心制度的构建定位于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相关举措是在保持现行司法体制不变情形下展开的,这只是一种技术路径的改革。技术路径的改革由于缺乏系统环境的支持,往往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实践中的困难正印证了这一点。审判中心的本质是确立审判权威,而审判权威的树立仅靠审判环节难以实现,需要放在更大的司法体制系统视野下,在三机关职权关系上做出调整,即确立法院中心、树立法院权威,这是审判中心乃至审判权威得以实现的外在基础。未来审判中心或者审判权威的真正建立需要在对相关原则、制度加以修改完善基础上,围绕系统和技术双重路径立体化、复合式展开,方能真正实现审判中心。

简介：明确“过劳死”的法律责任性质是劳动者权益保护以及对其实施有效法律救济的重要条件。“过劳死”是一种职业灾害,其法律责任同时兼具侵权责任与工伤责任性质,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各国存在着差异性。当前我国调整“过劳死”现象的法律规范存在不足,预防“过劳死”之法律制度缺失,“过劳死”受害者无法得到法律救济,“过劳死”这一职业灾害的预防无法得以落实。“过劳死”立法显得尤为必要,应不断完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认定标准,明确劳工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适用,细化过劳死的认定标准,逐步拓展“过劳死”的法律救济范围,加强“过劳死”的法律预防。

简介：公民理应是行宪的主体。然而我国公民行宪却存在规范与现实间的悖论，即规范的先进性与现实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最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宪法实施机制只把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当成了构建宪法秩序的“客观法”，而没有将其当成公民追求自己利益的“主观权利”。公民可以通过行使宪法请求权的方式行宪，但须在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层面进行配套改革。

简介：调解系统性进入司法是现代调解运动的核心内容。各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通过组织和转介调解两种方式来鼓励调解运用。法院转介调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在中国,法院转介调解可以划分为立案前的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两种形式。在性质上,前者属于诉讼外调解,后者属于诉讼调解。立案前的法院转介调解不宜称作委托调解。中国的法院转介调解机制运行不畅,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经过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三种附加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而经过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撤诉或以调解书结案。

简介：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也因此成为税法上的＂帝王原则＂。该原则的核心在于控制和规范征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过去,税收法定原则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足够尊重,呈现出税收法律供给不足、操作性不强、执行不严等问题。在本土语境下,应当澄清和走出广义的法律界定、保守的立法策略和改革的惟效率论等认识误区,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作为推动改革发展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落实路径应分三步走：一是从＂无法＂到＂有法＂,在改革中全面加快税收法律化进程;二是从＂有法＂到＂良法＂,提高立法质量,并在适当时机推动该原则入宪;三是从＂良法＂到＂善治＂,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纳入法治框架,并在税收法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财政法定。

简介：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简介：社会法体系是当前中国社会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私法学体系建构方法是构造合理的社会法体系的可行路径。财产理论的进化形成了包含国家间接给付与国家直接给付的社会法二元财产结构,以及以国家给付权与公民受益权为基本分类的社会法权力—权利体系。在此基础上,社会法体系得以演绎出来：社会法的积极自由与实质平等之内在精神体系,通过权利、义务与责任的配置,外化为社会法的二元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法体系是法律价值与法律逻辑的有机统一。

简介：量刑均衡的基本含义是同罪同罚。对个案量刑是否均衡的判断一要注意案件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个案是否“同罪”；二要注意量刑均衡具有相对性，其主要影响来自刑罚个别化追求的一般公正及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量刑均衡的实现需要一个系统、整体的机制配合。本文从立法的完善与司法的配套、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的配合以及全面提升法官素质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针对相关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探讨量刑均衡的实现路径。

简介：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的规定保护新兴权利的问题,在国外是新兴权利保护中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在我国,新兴权利保护实践有三种确认新兴权利为基本权利的方式:通过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解释确认新兴权利的基本权利身份和位阶;通过司法解释创制规范的方式将特定的利益纳入宪法上已经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从而赋予其基本权利的资格;司法机关在具体个案中创造性地扩大解释现有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既有宪法规范文本含义内创造出涵括新兴权利的新面向新空间。如何通过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性操作或者其他方法实现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与新兴权利的衔接与涵摄,是一个动态发展且永无终结的进程,基于不同的宪法架构和宪法适用传统(包括禁忌),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互动需要找到妥当的桥梁。

简介：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类型与财物具有形式上的显著差异,因此,无论从现实的还是规范的角度分析,都不宜将虚拟财产作为传统财产犯罪的对象。另外,与虚拟财产具有相似特征的知识财产从财产犯罪中的分离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依据。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侵犯虚拟财产的违法行为并不适用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相关的计算机犯罪也不能体现其牟利的违法性质。所以,仍需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对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在相关条款中规定牟利型的计算机犯罪并加重刑罚。

简介：破除商个人与登记制度之间的博弈，不应局限于登记制度的简化以适应商个人的需求或者提升商个人的条件以满足登记的要求，从商事登记关涉的三方主体利益需求分析，重新审视商事登记的理念与本质，可以考虑将商个人履行商事登记的强制义务转变为商个人登记与否的自主选择权。同时结合我国工商登记改革的意见设立我国商个人的工商登记程序，并完善我国商个人登记的配套制度。

简介：我国民间财富的增长需要构建遗嘱信托,以解决身后财富的管理与增值。同时,遗嘱信托的构建也存在着法律基础、现实需求与文化需求,但我国《信托法》与《继承法》对遗嘱信托着墨不多,遗嘱信托立法迫在眉睫。在构建遗嘱信托模式方面,主要有信托法模式、继承法模式、债法模式、继承法与信托法交叉模式与单独立法五种模式,这些不同模式各有利弊,但继承法与信托法交叉的立法模式相对而言较为可行。

简介：本文对当前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在吸收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改进案件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笔者认为，目前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如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案件管理中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案件管理工作才能逐步完善。

简介：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其应然合法性和实然合法性。倘若脱离民间金融所生存和发展的具体语境，单纯从国家法一元化视角出发去讨论民间金融的合法或者非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从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体系看，那些在国家法层面被认定为非法的民间金融活动，在民间法层面并不当然丧失其合法性。因此，对民间金融必须立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的分析视角来加以考察，并通过适当的制度选择实现对其发展的规制和引导，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一律予以打压和限制。

简介：发展经济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需求,使得我们基于市场机制来限制自然资源损害无法实现,尽管它也是资源修复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寻找融合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工具,降低修复自然资源损害的压力,同时避免陷入资源商品化的极端处境。这既需要传统的私法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层次清晰的修复体系。我们既需要私法的损害赔偿又需要公法的行政补偿,以支持必要的法律运作,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简介：良好而优美景观构成现代人居环境的重要因素，当代社会与景观相关的纠纷亦随之增加。景观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如果从公私法分立角度看，一般是适用公法规制而拒绝私法救济。但现实中，囿于公法缺位，以及景观保护的重要性，私法解决路径成为必然选择。通过分析景观纠纷对于所有权、人格权以及习惯规则的适用，发现其要实现私法保护仍存不足。只有在承认景观利益具有客观价值基础上，将其纳入侵权法调整对象的范畴，才能为私法救济的实现提供一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