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刑法之美是指刑法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蕴含所给予人们的一种感受。除了外在美与内在关的区分，刑法之美还有优美与崇高关的区分。刑法的优美指向的是刑法的外在与形式，而刑法的崇高美则是刑法内在美的最高表达。刑法之美不仅有着使人们知法、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和“丰满人格”的主体意义，而且有着对刑法本身形象的正面直接的塑造作用。刑法之关是一种制度之美，构成了刑法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简介：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简介：当今中国比较先进的刑事司法制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试图从刑法文化视角进行诠释.主要观点是:(1)刑法文化包括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刑事司法不能很好地遵守刑事法规定现象产生的原因.(2)之所以发生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影响当今法官观念性刑法文化的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存在不足.(3)要想使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实现,就必须改进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之不足.

简介：<正>引言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的手段,以及这一手段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综合体。简言之,文化是人类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它有四种组成要素,即:规范、价值、信仰和表意象征符号(即语言文字)。环境,在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明的进化和文化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各类别文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环境文化及环境文化学正

简介：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在此社会变革之中，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刑法现代化运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的相异性使得中国现今刑法（罚）文化自身蕴涵着“非现代性”因素，给刑法现代化践行带来了精神品性与制度建构上的双重障碍，在目前表现为一系列与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从整体社会结构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整体成熟。我国刑法理论要摆脱传统文化的窠臼就必须在价值取向上进行转换，而该转换是立足于我国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运动。

简介：易象源于原始思维。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易象及易理对中国文化包括法文化仍具有深刻影响，源于易象的思维定势和致思途径，至今仍是中国文化背景下法律思维的重要规则，中国大量的法律现象，溯其思维之源，均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简介：在东亚诸国中，朝鲜与中国的法文化交流最为深远，它曾以中华法系为母法，其法制建设受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法系能被朝鲜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在于中朝两国存在的相类似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而朝鲜从本民族的国情出发，具有创造性的立法活动与法制建设，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法系的基石，更加突出了中华法系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简介：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追求应当融入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中,反垄断法应以最为文化友好型的方式来实现其经济效率目标。反垄断法作用于文化市场主要以普通的消费性文化产品为规制对象,对非消费性文化产品应尽量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有些国家立法直接确立图书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法性,或将其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主要是基于文化多样性保护之考虑,但这种法定豁免模式并不符合现代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反垄断法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应以个案分析为基础,宜采酌定豁免模式。个案分析主要依赖两条豁免路径,一是效率抗辩标准,二是附属限制理论我国《反垄断法》对文化多样性保护虽未有直接规定,但其第15条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豁免制度可类推为文化豁免的制度依据,只是需要注意规定的不明确在实践中可能存在适用上的障碍。

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简介：<正>强权,在任何社会都表现为纯自然的力量强弱关系或社会实力关系。中国“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成语,日语中也有一句与此十分类似“贼军”的说法,均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强权关系。任何社会(包括原始人类)只要存在自然的差别和等级(诸如性别、种族、年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体力和智力的不同),那么就

简介：在上篇全景性描绘中国法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思想家、统治者、一般人民以及法律专业人士的角色与作用的基础上，本文从法律、制度、实践和法理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法文化的特点，提出并回答了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法典里有“律”和许多其它名目的条文？为什么刑法里既有许多非常繁琐具体的条文，又有若干内容极其概括抽象的“补遗条文”？为什么允许“比附援引”？为什么民事法律极为简略，人们的民事作为都以什么为依据？为什么强调自白、服辩、认罪，允许刑讯，却不允许律师辩护，禁止“越诉”而又允许“京控”和“扣阍”？“秋审”、“勾决”的意义何在？民间援用的民事规范是谁，依什么程序订立？为什么政府允许民间团体的存在？州县数量有限的司法人员是否能够胜任司法？程序法不够严密时何以救济司法权的滥用？证据法不完备时案件的真相怎样才能理清？民事案件的审理依据何在？道德与法律、家族、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定位？传统中国有没有“人权”与“法治”的观念？“情”、“理”的具体内涵及其冲突解决机制、道德、情理与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简介：历代判词是中华法律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华法律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从探讨樊增祥判词语言雅与俗的特征出发，说明他的用词用语无一不是受看法律文化价值观念的的影响与制约。也就是说，樊增祥的礼法文化的价值观，支配着他的语用方式，决定着他的判词语言的风格特征。

简介：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角度对康有为的法思想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文章指出，中国法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开始于维新变法运动，而康有为则是开时代之先声的伟大人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康有为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引伸为＂几何公理＂原则，把独立、自由与平等推证为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成为判定政治、法律、道德之是与非的根本价值标准，由此对传统法文化价值观和主要原则作出较为系统的检讨和批判；第二，康有为转攻今文经学，把近代化法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注入传统经学之中，为中国法文化的近代化清扫了路障；第三，康有为提出了取代传统旧法的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新的法律体系模式，成为近现代立法的根本。所有这些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简介：对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结合明清司法文化来理解。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具有“案结事了”功能的调解，作为东方（中国）经验的典范。撇开民间调解不说，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州县衙门的调解有其特殊的语境。换句话说，现在的法院是专门的审判机构，据以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也基本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为凸显这种东方经验而强调法院调解，理据是否充分，值得考虑。

简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属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法文化的共性要求出发,我国应改变现行刑事诉讼中权力控制的方式,即将权力控制的主要方式从单向度的纵向权力控制转变为以同位权力之间的制衡,同时在立法中贯彻权利保障的非纯功利思想.但与此同时,法文化的相异性要求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要考虑本国的国情.将刑事诉讼模式定位于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同时吸收当事人主义的混合模式,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简介：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两者在后续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进近现代宪法。中国基本法文化在近代重构了西方宪法文化,由此形成民族化的、保留着一定非立宪主义趋向的中国宪法文化,进而决定、引导和型塑着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变迁。

简介：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中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然而古典文化的命脉并未完全中断。种种迹象表明,当代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在回归传统,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依旧延续着,对时下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一如我们所见,"枫桥经验"正是回归传统、弘扬文化精神的典范。

简介：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社会。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法律等上层建筑均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先秦农家是作为诸子百家争鸣中唯一一个以农业为术业专攻的思想流派，是无法将其从法律思想史的视域中排除的。从先秦农家的始祖神农氏的传说及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中，仍能发掘出些许法文化事项。

简介：<正>在每一个现存的刑法体系中,都存在着两种永恒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倾向。一方面,刑法必须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以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社会的民主、正义;另一方面,刑法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况,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以保护社会的秩序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