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从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时候起,截至现在为止,大约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如今象一个人一样已迈入了风华正茂的历史时期。前三十年,虽然取得了一些零星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的混乱和列强的侵略,考古学和其它科学一样,发展是缓慢的。而在后期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考古学开拓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无数的地下实物史料随着配合工农业基本建设的兴工而出土,给中国考古学者以大显身手的机会。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使考古学者、史学家可据以阐明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依据。同时,这些新出土的实物史料还大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人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因此,中国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以使我国各族人民感到光荣和自豪。
简介:<正>我们通常所说的“词”,其实就是歌辞。本来是可以和乐歌唱的,南宋以后才逐渐与音乐分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刘熙载的《艺概》卷四指出:“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这话比较恰切地说明了词的特征。至于词的起源问题,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者的主张也时有变化,前后矛盾,甚至是相互抵触,僵持不下。究其原因,主要是单纯而又片面地把作品的句式作为判断的客观标准,强调凡句式长短不齐者即是词;据此推定词最早产生在先秦(如《诗经》)和齐梁(如梁武帝的《江南弄》)时代,这样便越走越远,也就益发脱离实际。其实,在长短句词产生的同时,也还有句式整齐的齐言歌词并行不悖。由此可见,“长短句”的表现形式固然是词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这并不能成为唯一的客观衡量标准。词既是音乐文学,那么,它的产生就和特定的音乐
简介:公元907年,蜀王王建进一步认定王侯将相没有种,便自立为帝缔造了前蜀。这位皇帝诞生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一个穷苦的白案师傅之家,从社会的最底层跌跌撞撞、七弯八拐一级级登上金字塔尖,一身乱世风尘,满眼百姓疾苦。百姓疾若,在下不才,必须分之为物质的与精神的,才好下笔。五皇帝上台后,“宝臀”尚未坐热,便召集民众(包括逃亡的),挥出一只硬手,狠抓物质文明建设,下诏“劝课农桑”,很快使得饱经战争老拳的蜀地“库盈仓实”。说到前蜀的物质文明建设,相对而言,还是低层次的。王皇帝颇为懂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大道理,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较之五代十国的57个君主,可谓惟一的大手笔,只差没有像李后主那般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罢了。
简介:这篇论文,作为批判中国正史东夷传记事史料的第一步,整理了《史记·朝鲜传》、《汉书·地理志》、《汉书·王莽传》的朝鲜观、朝鲜王者观。作为中国正史朝鲜关系记事的发端的《史记·朝鲜传》其史料价值从来都被人们所重视。可是,其记述是以汉武帝出兵朝鲜为中心,对朝鲜的历史几乎没有表示关系。而且,其东夷王者观是理念化的,中国亡命者都变成其地的王者,并在统治东夷诸族的同时,作为藩属的王而服从于汉王朝。在《汉书》里,朝鲜观及其王者观是多样化的,但与《史记》一样也是理念化的,未客观地描述实际情况。《汉书·朝鲜传》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史记》的记事,在《地理志》郡县条分注里,把箕子、卫氏两朝鲜国,异民族的真番、朝鲜、高句丽诸国安置于乐浪郡、辽东郡、玄菟郡,设定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朝鲜国。在《地理志》分区条里认为,包括朝鲜国在内的东夷诸民族是顺从的,他们之所以彬彬有礼,是因为遵守了箕子之教,由于中国人亡命者变为王者并进行了教化,因而出现了理想化的境地。在这里,可以说找到了朝鲜王者的理想像。与之相反的东夷王者观在《王莽传》中可以看到,王莽把高句丽侯驺认定为异民族的王者,将其抹杀是皇帝的任务。《史记》《汉书》的朝鲜观和东夷王者观不是从客观的史实产生出来的,其记事的史料价值也并不那么高,但给予后世正史的影响却是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