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9年7月29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共同举办了“风险社会的形成与法的确定性”理论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及《环球法律评论》、《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简介：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商业模式的加速转变,在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激发了更多的商标侵权。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传统经济的日益结合、商业模式的推陈出新,导致网络环境下的商标纷争不再是简单个案中的利益冲突,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商业逻辑与法律逻辑的碰撞。北京市海淀区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下,创业者商标侵权风险更有典型性,问题也更为突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此前针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分析,在对辖区内五年来涉网络商标侵权案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我国网络商标侵权案件的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简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项新的重要思想和战略任务，是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安全运行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风险加剧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防范、治理社会风险，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良性运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简介：风险刑法是从风险社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刑法话语体系，近年来活跃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即可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与不可控制性，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风险刑法理论将风险予以泛化，并且主要是以工业社会的事故型风险为原型展开其论述与论证，但这与风险社会的风险并无关联。风险刑法理论在刑法应对风险的讨论中，以过失犯、行为犯与不作为犯等互法方式为例证进行说明，以此作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但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论证，而是建互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赫以凭籍的作为理论根据的风险社会理论之间难以无缝对接，使风险刑法理论根基不稳。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

简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政府购买中的供需矛盾、政府购买中的权力寻租、政府职能不适应、问责制度不完善等四个主要风险,应从加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立法、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程序制度建设、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多元化监督制度和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四个方面消解风险,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

简介：以＂大数据＂为总括的包含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在内的新技术新应用,正在全面渗透进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已经进入一切皆可数据化处理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又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从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和趋势上看,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必将对人类个体从物质满足、生活环境、权益保证到精神状态等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这其中也隐含着对个体生存的潜在影响及其风险。及早并充分认识这些可能的风险,对于引领大数据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既显现出正功能,也彰显出反功能。面对正功能与反功能的得与失,技术创新只有综合考虑二者的影响,既保证自身有不断发展的空间,同时又对其反功能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为此,应从政策引导、行动控制、风险评估及风险治理等诸多层面规避风险、化解风险,从而使技术创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并最终回归价值理性。

简介：网络问责是社会主体通过互联网集体行动对公共权力进行的监督问责,其基本形态主要有网络曝光、网络扒粪、网络审判等。网络问责具有个人化、暴戾性、臆断性等集体行为特征,这些固有缺陷使之客观上面临着法律风险。在互联网治理中,相对于公民权利失范,法律武器的滥用是更为严重的新问题,被问责主体通常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络问责进行阻扰和反制。要通过提升网络问责的法律保护、规范网络问责入罪的法律适用、加强对法律滥用的行政问责,为网络问责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一个适度的制度环境。

简介：信贷担保的风险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担保法规执行机制的缺陷又是信贷担保的主要风险源。面对多个关联性不合拍的执行机制缺陷，主张通过完善执行机制控制风险源，重点是完善银行的实体控制与流程控制，关注和强化这两种控制的关联性。

简介：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要化解税收执法风险,税收执法风险,二、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的意义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的意义就在于保障税收执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税收执法环境

简介：再犯风险评估在监狱监管和社区矫正中日益成为正式制度设计和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犯风险评估对于罪犯分类分押分管分教有前置性意义。风险评估致力于再犯罪危险的预判,犯因性需求直指导致犯罪的主因,而矫正需要则关注罪犯需求的改变和干预。风险评估工具从专家判定到系统和综合评估共经历了四代。标准风险评估工具的研制过程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风险因子的统计检选、预测因子的赋值等五个步骤。

简介：基于数据挖掘模式，选取再犯风险评估中的5类22项指标，将是否重新犯罪作为目标变量，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即C5．0决策树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和判别分析模型，对从我国H省抽样的1500名罪犯样本进行分析和模型构建，并对结果进行验证和评估。结果显示，构建的三个模型均具有很高的预测准确性，均可用于对我国的再犯风险进行评估；E5．0决策树模型在模型构建上具有最高的准确性。

简介：风险是一种区别于前现代社会危机与危险的话语转向和思维范式转换，由社会流动加剧引发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犯罪流的交汇合流将带来一系列的安全管理难题和风险隐患集聚。公安机关要主动研究新问题、适应新情况，深入分析和有效应对人口流动的安全管理和犯罪风险、新兴业态迅猛发展的监管难题和犯罪风险、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违法犯罪高企的风险、网络社会无序发展的犯罪风险以及犯罪流形成和加剧的风险挑战，不断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和管控风险的科技化、信息化、法治化水平。

简介：司法鉴定意见的风险，指的是当事人不满鉴定意见，并与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可能激发的矛盾纠纷。司法鉴定意见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合法投诉与恶意投诉、无理纠缠与制造事端、涉鉴上访与非法上访。鉴定意见本身的不稳定性是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价值是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当事人的欲求与疑惑是风险产生的关键原因，鉴定机构自身因素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司法鉴定意见风险的治理应强化当事人缔结合同的证据意识，落实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及当事人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依法惩处闹事者，完善鉴定人的问责机制，弱化社会鉴定机构的市场化趋势。

简介：随着风险规制上升为国家任务，风险行政法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仍有重要的前提问题需要澄清。风险的概念既有现实维度也有认知维度，作为风险制规对象的风险只能是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的结合。风险行政法研究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与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触及了人类知识的限度，即无知的问题。风险行政法的疆域随着以公共行政方式应对风险的范围而变动，而公共行政并非应对风险的唯一方式，也并非有所有情况下均为最佳方式，因此有必要明确，通过公共行彬行政法方式应对风险的正当根据在于保障公共安全。

简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建筑于融资者不披露或者违规披露与融资相关信息的事实基础之上,通过对融资欺诈犯罪的打击,控制融资市场中信息披露严重违法行为所创制的金融风险,通过对融资诈骗犯罪的打击,控制投资者基于重大诈骗行为而可能遭受的个体金融风险。刑事立法应以融资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控制为视角,重构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刑事司法应以避免融资市场的类型化风险为核心、从实质解释的视角对融资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阐释。

简介：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首先要确立评估的原则,即要以以人为本、促进发展、民主法治、源头治本为原则;其次要规范评估的范围,即要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牵涉面广、影响深远,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点工程建设、重大活动等列入评估范围;第三要明确评估的内容,应包括合法性评估、合理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和可控性评估。要有评估的责任主体、监督主体、运作机制、操作程序、运行保障,要研究评估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据此提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及控制策略。

简介：从一定意义上看，当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就是风险家庭。子女的唯一性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单一性及家庭功能的脆弱性。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风险及挑战，国家应当积极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增进多元化、服务性的公共福利，提升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简介：给付行政的福利取向与法治原则存在内在冲突，风险社会中给付行政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使得传统解决方案捉襟见肘，任何试图解决此类问题的努力都不能不将此因素考虑在内。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