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二、1980年代至今——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深化与拓展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西方1980年之前的音乐分析成果才逐渐地被引入。然而,当中国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成果之前,MGDMM1980年版本特＂音乐分析＂词条的推出,实际上又成为了推进西方音乐分析方面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并掀起了西方音乐分析研究的新一波高潮。

简介：杜牧之诗云:“问拍凝新令,怜香占彩球”。由于词的令格决定于曲的令格,故:欲著新词,先要问“拍”。词格与曲格必须相吻,若有意创新,则成“又一体”:添字摊声,减字偷声等等。然旧格未破之时,同样可以齐言,杂言一曲歌之,添字而不摊声也。唱词的“字步”、声韵,与曲调的乐节、“音步”、音势,只可大体同步,似不必,亦不应严格同步,否则,只有平衡而无对比,艺术作品就会呆板、苍白,就不是新鲜活泼的唐代“俗乐”了。

简介：个案研究一直是西方历史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领域，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个案写作实践的发展，不仅可以了解、发现其中研究观念、视角、方式的转变，而且能够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观察西方历史音乐学研究的学术走向。文章以西方学者自1970年至今对古斯塔夫·马勒交响曲研究的文献为例，梳理并总结近几十年来个案写作的发展趋势，探寻蕴藏于其中的研究路向与学术精神。

简介：马列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以下简称“两课”)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随着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进步,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高校“两课”教学理应作相应的变革,以便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政治教育功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高校特别是我们艺术院校的“两课”教学至今没有摆脱被动局面,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群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犹如在茫茫大海中亮起了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为我们高校“两课”改革指点了迷津。笔者认为,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原则,改变现有教材的体系结构,使教学内容少而精,这正是根本改善艺术院校“两课”教学的关键所在。

简介：1958年，在年轻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天津音乐学院就在这建国十周年的前夕诞生了。这所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部分设备和师资的基础上建立的音乐院校从建院之初就按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学模式开设了各个专业，但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为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开设了原中央音乐学院所没有的手风琴专业。

简介：廖辅叔先生的百年诞辰，适逢上海音乐学院的80周年校庆，使我不由得要将这两个日子联系起来思索。我想说，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后来小子们不要忘了：廖辅叔先生是我们这所中国最早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在起步时期是怎样艰难创业的一位历史见证人。

简介：参加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建系60周年的研讨会,感慨很多。沈阳音乐学院有着光荣的历史,是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的继续。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山东、内蒙、大连兵分三路进军东北。延安鲁艺就是从内蒙一线进入东北,到达北满后成立了佳木斯鲁艺,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爆发,佳木斯鲁艺分成了四个鲁艺文工团。

简介：内蒙古黄河沿岸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蒙古族群体——杭哈蒙古族，从族源看，他们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后裔。1949年以后，政府以黄河为界通过行政区划把他们归为巴彦淖尔盟。这一族群和乌拉特蒙古族近百年来共同居住在一个行政区域，他们的生活、民俗、乃日仪式、民歌等互相借鉴、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杭哈风格。本文谈到的双重文化认同，是从人类学视角去看待杭哈蒙古族的历史与当下，将这个群体搁置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中去梳理他们的历史记忆与行政区划，从而去关注和阐释当地民歌的界定、民歌手的身份表述和他们在音乐生活中的文化建构。

简介：江苏的古琴艺术在明清时期有突出的表现，涌现出虞山、金陵、广陵三大琴派，但三大琴派的发展并非连续不断，而是以此起彼伏、交替进行的方式展开，呈现出琴学中心的从江派到虞山派到白下派再到广陵派的频频转移。针对这一现象，文章借用塞维斯的文化进化理论进行解释，揭示出这种非连续性的机制在于艺术的演进本身包含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两个方面，并据此提出如何应对演进的非连续性的策略。

简介：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EdvardGrieg,1843—1907）是19世纪挪威民族乐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艺术创作带有鲜明而浓郁的“挪威风格”,这种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2007年是格里格诞辰一百周年,在此,笔者着眼于格里格与挪威民族民间音乐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并比较格里格根据挪威民间音乐改编而成的三部作品（Op.17、Op.66、Op.72）,发掘格里格的音乐作品中＂挪威特色＂的由来与根源;探讨他作为19世纪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挪威民族民间音乐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对挪威民族民间音乐与民族化和声的探索。

简介：<正>最近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个“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问题,他们指出,几千年来,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具有封闭性、单向性……等特点,并证之“中国音乐史”这门学科的情况,作出了这种分析。解放以来,我国“中国古代音乐史”这一学科,无论科研、考古、文献考证、史学教学……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受着一定的“思维模式”的制约。这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任何事情总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使上述的论点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但很难说存在着什么“思维模式”。如果有,就是我们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如说这也是“思维模式”,则便不敢苟

简介：弦管是融合、涵化了汉唐以来历代宫廷和民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甚至外来音乐因素的古老乐种，至今仍以一种综合性的表演形式流传于闽南、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美各国的华人聚居地，在文化传播和历史变迁过程中，蕴藏、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和不同区域的文化认同。

简介：何平教授《走进美国音乐》一书（2008年9月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继他另一部专著《音乐的本质与发展》（2007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如果说后者以论为主，即从中外音乐人物及作品的比较来窥觅音乐本质及其发展的话，那么，前者则以史带论，史论互摄，带着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滤光镜，抓住美国音乐发展的脉动，

简介：在德国,音乐创作和音乐学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和归属。前者重视音乐实践,侧重技术训练,隶属于音乐学院或艺术学院;而后者则被看成是人文学科,侧重精神领域的研究,归类于综合大学的文科类。它们长期以来平分秋色、各有所长,是德国音乐发展中的两个重要分支。本文以德国当代作曲家、音乐学家为例,针对他们的言论、音乐创作,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考。

简介：<正>第二编中世纪(公元589——1700年)根据前章的叙述,各种乐器和曲调是土耳其斯坦(新疆)及其他各地通过北朝的种种关系陆陆续续引进中国来的。它是最先流行在中国北部,随后受到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及隋朝的开国皇帝文帝——他重新统一了全中国——的喜爱,因而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一些保守的音乐家竭力维护并且提介那古老的音乐。虽然那些古老的郊祀和宴会用的乐曲原先是划分的,实际上后者的体制也只不过是郊祀音乐的变种而已,因此我没有把它们截然划分。可是从中世纪开始,郊祀音乐和世俗音乐的区别越

简介：人类学民族志经历了从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再到实验民族志的演进，研究方法从“摇椅式”收集到“参与观察”再到主客位叙事的转变；西方音乐学也从业余的“异国情调”的音乐记录到实验室音体系比较（比较音乐学）再到关注文化研究的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而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从方志性的音乐集成编纂逐步走向音乐人类学学理，走向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深描”，进行着音乐民族志方法的实践和探索。

简介：本文基于历史视角,阐述20世纪70—90年代美国教育体系的弊端及引发的课程“断续”问题,探讨当时的一份重要文件——《K-12年级音乐课程目标》(CourseGoalsinMusicGradesK-12)①对我国音乐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可借鉴经验,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

简介：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同音乐文化史及历史民族音乐学在方法论上均有较大关联。后两类方法主张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志的思维观念和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史研究领域，将已被“提纯”的音乐事象还原为音乐表演和音乐文化活动过程，把音乐作品、音乐事件和音乐人物还原到其具体生存的上下文语境中进行整体描写，也即将音乐史还原为音乐文化史。本文将结合上述理论观点，围绕“怎样书写音乐文化史？”“写谁的音乐文化史？”和“谁来书写音乐文化史？”等问题展开讨论。

简介：《二十世纪澳门天主教音乐》以其全面、深刻、新颖、独到的学术视野为学界呈现了二十世纪澳门天主教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音乐创作及其审美趣味,填补了国内外多年来澳门音乐史学领域的空白,是澳门二十世纪天主教音乐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和卓著贡献,标志着澳门本土音乐理论体系研究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全书构思立意新颖、史料珍贵翔实,分析深刻透彻、结论精妙独到、史学价值多重、学术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