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反传统”的主流思潮不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在创作理念及艺术形式上都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俄罗斯后现代作家都有各自的艺术特质,他们作品的思想与审美价值都不尽相同,然而在他们各具特色的艺术创作中都体现着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认同。主人公们在后现代语境中都具有双重性心理特质,既紧随后现代语境的潮流,又在潜意识中竭力挣脱专制和强权的羁绊,寻找俄罗斯民族的出路和心灵的自由。因此俄罗斯民族的血脉特质决定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既有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特点,又闪耀着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它并没有停留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浅层次的模仿和追捧上,而是凸现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简介:本文认为,古代希伯来文学具有鲜明的悲喜剧性,具体表现为悲喜剧形象的二重性、悲喜剧结构的二重性及悲喜剧审美效应的二重性;文学的悲喜剧性源于该民族强烈的悲喜剧意识;文章将从希伯来民族对悲喜剧命运和性格的独特体认、“犹太精神”的悲喜剧审美内涵、对犹太教神学固定解释的实践理性批判三方面揭示该民族悲喜剧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内涵,强调了特定的流浪史程、文化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决定性作用。有关中国古典戏剧和印度梵剧理论,国内学术界已有人涉及,但对于古代希伯来民族的悲喜剧意识及在文学中的表现还缺乏认识和重视,还是正在起步的东方美学和尚未建立的犹太美学的一个空白点,所以,本文试图为希伯来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悲喜剧美学的视点,这是在广义的戏剧性、戏剧意识、戏剧审美范畴意义上谈论问题,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戏剧体裁或艺术形式范围。
简介:我们为何惯于诉诸民族标签与地理坐标(如“爱尔兰最佳当代诗人之一”“一位美国五十年代的诗人”“1927年生于西班牙卡迪斯”等)来讨论诗人之作品?面对以地缘政治分析来把握当代诗歌的潮流,本文以此为基础,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讨作为艺术形式存在的诗歌与民族想象之间难以调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作者的讨论围绕75位以英语为母语的诗人对民族归属等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展开。文中涉及的访谈均为本文作者及其同事以《解读伟大创作——以诗为例》为题,于2013—2015年间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共同采集完成。以此为基础,本文还以当代主体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这一历史使命问题为着眼点,将访谈中的部分选段作了情境化处理,从而使整篇论文上升到前沿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层面(布鲁贝克、卡萨诺瓦和马莱舍维奇等学者均聚焦过这一问题)。正是诗歌语言本身的找寻性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枚试金石,继而引发了作者“更从何处觅诗源?”的探问。
简介:本文尝试以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为中心,考察清末民初的南北文学想象,力图在近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传统空间地理意识转型的双重视阈之下,勾勒南北文学论述脱去其传统政治意涵而转型为一种近代知识的历程与轨迹。刘师培的南北论述集中于其服膺民族主义思想的“光汉”时期,核心在于追问为何北方古代文教昌盛,而至近代却文化夷陵、不如南方。认为这一论述承接文质、夷夏、正闰相结合的前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资源,同时也在传统天下观消隐、现代民族国家竞存的新世界格局中发生着形变。刘师培南北论述虽然承接了传统的地域风俗论,但其论述的基底却是明确的现代科学世界观,其间体现着古今空间地理观念的转型。
简介:<正>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获奖的29个国家的87人当中,亚洲只有3人,即以色列的阿格农、印度的泰戈尔和日本的川端康成。而具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学和别具特色的现当代文学的我国,至今仍没有人获此殊荣。是什么原因致使我国没人获奖呢?有人认为是由于我国作品在国外翻译得不够,即翻译出版数量少和翻译质量不高,使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了解得不多;有人认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即庸俗文艺政治学的限制,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东西审美意识的差异,即东方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神人合一”的差异。如此等等,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在探讨原因之余,也有人提出,中国文学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要敲开诺贝尔文学奖那座陌生殿堂的大门,就必须走中西结合,以中为主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因为“在现今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不想自
简介:维克多·佩列文是当今俄罗斯文坛最走红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形式多样、语言独特,准确反映了俄罗斯当代社会中的诸多现实层面。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家的创作主题以及后现代背景下的创作特色两方面分析人手,指出后现代元素与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佩列文创作的最大特色,亦使作家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建构意图。佩列文的主人公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不肯舍弃俄国人固有的“忧思”,其自虐式的精神苦旅中总是隐含着追求自由精神的冲动。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的创作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模仿和赶时髦上,而是凸现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他的成功,离不开他用无拘无束的语言创造的“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