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统观念秉持的信托财产"唯权利客体论"暴露了力所不逮的疲态。有鉴于此,立法与学界立场发生转变,表现为"客体实体化""选择性主体化""特殊类型组织化"和"一般性主体地位"四种对信托财产主体化的认知层次。主体性证成上,信托财产是目的财团,信托具备团体属性,特殊信托演化出组织特征;独立信托目的"冻结能力"是信托财产获得独立人格的根本原因,其引致的独立意思、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直接原因。是以信托财产满足法人资格实质条件,未获主体地位是立法选择而非理论障碍。规范进路上,对信托财产主体地位的承认应采"信托法默示主义",即尊重设立者意图,兼顾公共利益及对现实的追认,缺省性地肯定商事信托与公益信托法主体地位,赋权性地允许民事信托拥有权利能力,以对特殊类型的强制性规定为例外。
简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的效力在目前呈现为“仅供参考”和“一票否决”两种模式。“仅供参考”必然导致“稳评”程序的异化和萎缩。“一票否决”则极大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操纵行为,非但不能促使其落实社会风险防控责任,反而有助于其推卸责任,并给评估的推行者、负责者和实施者带来巨大风险。因此,必须对“稳评”的效力进行弹性、折中的设计。“稳评”的结果应当成为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并非与决策结果一一对应;决策机关未必需要按照“稳评”结果做出决策,但应当就“稳评”结果和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说理;“稳评”结果的效力还应当与其揭示的风险点,以及由这些风险点所引发的社会安全事件的问责紧密联系起来。
简介: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设定,主要仰赖行政程序法典加以规范,同时辅以学说的碰撞发挥与判例的个案创造,此乃当今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行政程序法典尚告阙如的背景下,我国仅可通过反推《行政诉讼法》中的判决方式条款来揭示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部分情形,却对“可补正”与“忽略不计”应否作为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可补正”在我国是否独立于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忽略不计”有无引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及其引入后该如何加以制度构建等问题束手无策。以上本该由行政程序法典从正面予以规范的问题乃《行政诉讼法》无法承受之重。正确的因应之策是由反推判决方式条款转向行政程序法典之正面回应,而这需以借鉴域外之进步经验、逐步在学理层面形成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全面正确认识为前提。
简介: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逐步推进,它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存在的南海海洋权益纠纷中去,使这一问题逐渐升级,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为了应对这一安全挑战,不得不对南海政策进行调整。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一是来自单极国际体系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制定;二是单极国际体系压力所引起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舆论的反响,影响中国对过去的南海政策和相应政策举措进行适度调整;三是锐意进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观上想在南海问题上有所作为,主动调整南海政策,并引导民众更好落实这一政策举措。中国调整南海政策,包括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国家资源统筹规划和整合、制度安排等三种方法。
简介:军事化的概念既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某些内政外交等事务上增强军事属性的过程,也体现为军事要素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在增强的过程。军事化与军国主义、安全化和武器化等概念存在着联系,但也具有较大区别,反映出国家为应对安全困境而增强软硬基础设施的态势与趋势,存在着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3个层次。由于在理论假定和概念阐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灰色区域,军事化如何以及能否在实践操作中被正确和准确使用会存在较大困难。近年来,中美关于南海军事化问题在概念界定、责任归属、程度强弱与合法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并在行动中具有爆发低烈度冲突的风险。从趋势上看,南海军事化问题还存在着主动性与被动性、防御性与进攻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以及适度与过度等方面的争议,体现了相关国家之间在法律和战略上的博弈进程。对此,中国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和措施,减弱其他方推进南海军事化问题的法律和战略基础,增强在南海地区进行必要建设的可能性。